泉州府的同知在此开署，直接治理此地，称厦门海防同知。同安知县为正七品，厦防同知为正五品，厦门地属同安而地方官品秩高于同安，这正是太大的身躯需要相应的衣裳。事实上，同安知县一直管不了这一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很早便是“特区”。

　　1841年3月2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他虽不会有近代国际经贸的眼光，从航运业、商业的繁荣，看到英方觊觎厦门的深层因素；但是，1840年7月和8月的两次厦门之战，[20]以及从广东传来的英方欲辟厦门为通商口岸的流言，使他直观地感到此地将来必有一战。于是，他决计亲驻此地，部署防务。在他和兴泉永道刘耀椿、新任水师提督窦振彪三位大员的操办下，厦门从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规制宏大的防御工程的建设。

　　在鸦片战争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微不足道，近乎于零。在厦门岛的南岸，有一座炮台，俗称“大炮台”，但仅“大”到平时守兵25名，该岛西北部的高崎炮台，平时守兵30名，该岛东南部的黄厝炮台，平时守兵只有1名。[21]第一次厦门之战后，邓廷桢加强厦门岛的防御，在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今属龙海县）屿仔尾，紧急修建炮墩（即沙袋炮台），[22]共安设火炮268位，在厦门岛南岸一带部署防兵1600余名，另雇勇1300余名协防。[23]邓廷桢的这些措施，无疑强化了厦门的防御。

　　可是，颜伯焘对此并不满意，他喜欢的是大手笔。

　　图五　厦门的石壁

　　邓廷桢等人督建的炮墩，濒海竖立已达半年，这种临时性的工事，经风雨海潮冲刷，“沙囊久则腐散”。颜伯焘干脆将之拆除，另开新张。

　　花岗岩是当时世界上最结实的建筑材料，福建南部又是其著名的产地。颜伯焘以花岗岩代替沙袋，在厦门岛南岸（今厦门大学一带），用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

　　据颜伯焘的奏折，石壁长约1.6公里，高3.3米，厚2.6米，每隔16米留一炮洞，共安设大炮100位。为了防止英舰炮火击中石壁炸起飞石伤及守军，在石壁的外侧，护以泥土，取“以柔克刚”之意。石壁之后，建有兵房，供守军栖居；而在石壁、兵房的侧后，又建有围墙，作为防护。[24]

　　英军的一名军事工程师，战后考察石壁的结构，对它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在其著作中对石壁作了绘图，使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事的内部构造。[25]另一名英军军官，对石壁防炮能力的评论，颇具文学色彩：“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大船放炮放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26]尽管石壁仍有其缺陷，但就其坚固程度和防炮能力而言，确实在当时的中国无与伦比。

　　除石壁主阵地外，颜伯焘又在石壁以东以西、鼓浪屿岛、屿仔尾，兴建了多座炮台，使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三处各炮兵阵地共279位火炮，形成了三点交叉火力网，迎击由厦门南水道入犯的敌寇。根据沙角之战的教训（情报不确切，后将分析），颜伯焘在厦门岛的北岸和东岸，部署防兵1410名，配置火炮100位，准备与敌登陆部队交战，掩护厦门岛南岸主阵地的安全。

　　为了防止英军以小船从厦门北水道，绕行攻击厦门西水道（即筼筜内港），颜伯焘又在厦门岛西北角的高崎一带，派驻哨船10艘，兵丁300名，护卫西水道。[27]（以上地理形势及军事部署可参见图六）

　　大约到了1841年4月底，颜伯焘大体完成了以上部署，仍觉得不满足。于是，他决定扩大防御范围，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

　　厦门岛的外侧是大、小金门岛，清军亦设有金门镇，在此防御。金门岛以南，有大担、二担、青屿、浯屿诸小岛，如同一条链条，扼守厦门南水道。颜伯焘在上述四岛上建造起“石堡”，即圆型石筑炮台，移清军一营分驻。又由于上述各岛相距较远，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难以形成可配合作战的交叉火力，颜伯寿又兴建大型战船，协同各岛共同御敌。对此，他的作战预案是：英军舰船若从外海闯入厦门南水道，外围岛链“各岛开炮，则大船亦开炮迎击，小船分驶焚攻”，从外围就击退来犯之敌。[28]

　　到了1841年8月厦门之战前，颜伯焘已完成在外围岛链各岛上的“石堡”工事，并建造大型战船、置办商船共50艘。但“石堡”及战船所需的1300位火炮尚未铸就，结果是“空台空船”，颜伯焘的外围决战方案只得放弃。[29]

　　通过以上措施，颜伯焘在厦门一带共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在清军无力设防的地区，另雇勇9274名，各保地方。可以说，厦门已经成为清王朝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30]

　　如此不厌其详地叙说颜伯焘的种种筹防措施，目的在于洗白后来某些论著中对颜氏的不利评论。我们从颜伯焘的上述表现中可以判定，他已竭尽其智力、能力、权力、财力，确实不遗余力。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已无可指责。

　　当然，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时间，一是金钱。

　　就前者而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