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在当时主“剿”官员的奏议中，我们可处处看到此种“理”性的张扬。

　　到了1841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据“理”的人们却视而不见。这也很难归罪于他们本人。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只会如此。要冲破这种思想的绊篱，绝非易事。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可联系到20多年后，清王朝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据事实而主张改革的奕訢与以“名教”而反对改革的倭仁之间的辩论，就可看到这一思想的根深蒂固。

　　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军事历史中证明具有合理性。

　　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不发展，战争主要表现为人身搏斗，虽有“十八般兵器”的种种技艺，但只是人的手脚的延长和锐化。在此类战斗的场景中，士兵们的勇敢，将弁们的执着，这种可以升化为“人心”的品格，往往是获胜的决定因素。因而长久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拼死是胜利的代名词。同时，又因为军事技术的不发展，长久地使交战双方处于大体平等的地位上，“两强相遇勇者胜”，成为一般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信条。

　　因此，在清王朝的众多主“剿”人士的心目中，英军的“船坚炮利”只不过能逞威于海上，而清军在虎门等处海岸、江岸的接连败仗，关键在于主帅和将士们的胆怯。身心处在中世纪的人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变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就本节的主角裕谦而言，他虽大力于修防铸炮等诸般“器物”，但主要功夫用于振作这支废弛松垮的清军的“人心”。

　　正因为如此，裕谦认为，这次战争获胜的首要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民心固结，将士拼命。他痛恨前一次定海之战中，清军仅伤亡26人而大量逃散，怨愤伊里布不敢进兵，致使师老气竭；他用极端手段设置了一个“背水阵”，目的是驱策将士勇往直前，前仆后继；而一旦将士果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战争又何以不胜？

　　由此而论，鸦片战争中的主“剿”人士的思想，并非得自知己知彼对双方力量的真实评估，并非出自已经找到真正可以“制夷”的手段的胜利把握，而来源于“天朝”观念和理学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心”制胜论。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看，此种主“剿”，不过是一种浪战。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与今日反侵略宗旨相符，而不加区别地无条件地赞美之。

　　在我读过的鸦片战争史的论著中，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大多被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威勇悲壮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名（或二万，或三万）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牺牲。

　　不可否认，我曾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以劣势兵力兵器坚持抵抗达六昼夜之久，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然而，深入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称英军“万余人”的说法，始见于裕谦的奏折，他的依据是战后逃往镇海的定海典史的报告。材料已经转过一手。而败吏为推卸战败之责，多有夸大敌军的陋习。且裕谦奏折又称：“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袴，皆系闽、广亡命。”[91]查英方记载，英军在作战中并未使用中国人参战，由此可见此说的不确。

　　至于称英军“二万”、“三万”的说法，史料依据更不充分，不足为据。[92]

　　英军的实际数量要少得多。1841年8月，英军在离开香港北上时，共有军舰10艘、轮船4艘、运输船22艘、陆军2500人。厦门之战后留于鼓浪屿军舰3艘、运输船3艘、陆军550人，由此推算，前往浙江的英军只有军舰7艘、轮船4艘、运输船19艘，陆军约2000人，[93]若将各舰船兵弁水手合之陆军一并计算，约四五千人。此时定海守军5600人，两者相较，双方兵力数字差不多，清军略强一些。

　　即便如此，以同等兵力相拒达六昼夜，也是足以称道的事。可是，这“六昼夜”，又是靠不住的数字。

　　英军自1841年9月5日离厦门北上之后，因风向不顺，动力不一，无法全队一致行动。9月16日，英轮船弗莱吉森号袭扰镇海旗头一带的盛岙、双岙。[94]9月17日，英轮船复仇神号闯入象山石浦港。[95]9月18日起，英军舰船陆续抵达第一集 结地，定海西南的穿鼻山岛（Buffalo\'s Nose），后移泊镇海与定海之间的黄牛礁。9月21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到达，25日，英陆军司令郭富到达。

　　英军原先的计划，是先攻镇海、宁波，然后再取定海。可是，狂暴的天气“阻碍舰队从集结地驶往镇海来执行此任务”，遂于25日决定，立即侦察定海的防御情况。[96]

　　所谓“六昼夜”，就是从第二天，即9月26日起算的。

　　对照中英双方文献，对这一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