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驻守兵员。土城的东端为青垒山，裕谦亦在此构筑瞭台兵房。

　　土城之后的定海县城，其城墙亦得到修复。上设火炮41位。[81]（定海地理及防御可参见图八）

　　图八　定海防御、作战示意图

　　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裕谦又添兵雇募。伊里布原派接收定海的清军共计3000人，裕谦再加派2600名，使该地守兵达到5600名，[82]为鸦片战争中浙江守军最多的地方。

　　由于前次作战时，定海水师战船损失极大，战船来不及补充、修理，以致海上巡逻、侦察力量都不足，[83]按裕谦计划，要雇水勇1000名，派委官员，分头出洋，“或假扮网渔贸贩，出洋巡哨，或密带火器枪械，相机焚剿”。后刘韵珂奏称，实际雇募水勇为580名。[84]

　　除此之外，裕谦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定海善后事宜十六条》。由于英军的到来，这一计划基本没有实现。[85]

　　如果我们将定海的土城与厦门的石壁作一番比较，那么，裕谦的定海防御工程在坚固、火力诸方面均远不如颜伯焘。但是，裕谦的豪言壮语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颜伯焘：（定海）“从此扼险控制，屹若金汤，形胜已握，人心愈固。……该逆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返。”[86]

　　难道裕谦的这种自信是毫无依据，毫无理由，毫无认真的分析？也非如此。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的主“剿”官员。

　　裕谦虽未亲眼见过英军，却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有力鼓吹者。[87]定海的设防，显露出他的这一信念。他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县城及其以南10平方公里的区域，而并不兼顾面积523平方公里的舟山本岛的其他地域。他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必然会从距县城最近的海岸发起进攻。若舍近就远，山岭重重，正是“我步卒最易见长之地”，[88]不难剿灭。定海县城的东、北、西三个方向皆为山地，他在此（晓峰岭、青垒山）只设置了一些瞭台、兵房、围城。道光帝下令各省防备陆路谕令9月19日才到达杭州的刘韵珂，9月25日到达镇海的裕谦，但肯定不会到达定海，因为此时定、镇之间的海面已被英军控制。

　　战前清朝上下咸谓英军“船坚炮利”，但“船坚”到何种程度，“炮利”至何等威力，却缺乏准确的估计。开战之后，关天培、杨芳、奕山、林则徐等人经历实战而知之，但他们或未直言，或语焉不详。相比之下，琦善倒讲了点真话，但在当时一片“剿夷”声中，又有何人相信？裕谦个人极度蔑视“逆夷”的偏误，决定了他对“船坚炮利”估计不足。凭借一道并不坚固的土城，他就能大胆地得出结论：“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89]

　　由此观之，裕谦的自信就不是全无来历的了。既然规制宏大的土城已能阻挡英军的“利炮”，那么，英军还有何优势可言？难道他们的“坚船”能够冲上海岸，驶入县城？既然英军“腰硬腿直”不善陆战，那么，他们一旦登陆之后，不正成了娴熟“击刺步伐”的清军将士的刀下鬼、案上肉？难道他们能飞越天险，天降县城？

　　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

　　有意思的是，此一战法的倡导者林则徐，此时正以四品卿衔在镇海帮办军务，他对定海的防御，似不具有信心，屡次向裕谦进言：“请移三镇（指定海镇、处州镇、寿春镇三位总兵）于内地，用固门户。”[90]裕谦虽极度景仰敬佩林则徐，但作为有守土之责的疆臣，又怎么能、怎么敢听从这种放弃定海的建策呢？

　　就此再深入一步，就触及到当时主“剿”思想的渊源了。

　　尽管主“剿”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尽管主“剿”人士的言论也主要是分析具体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为，这里面主要是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观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观念，一是理学思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难解难分的交叉关系。

　　就“天朝”观念而言，当时的人们并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不相信七万里之外的蛮荒地面会出产何种制服“天朝”的手段。因而，他们听不进英军强劲的言辞，更不屑于具体分析英军在诸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优长，陷于可卑可怜的盲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诸章节中都有过交代，此处不再赘言。

　　就理学思想而言，情况似稍微复杂一些。自宋代理学兴起后，儒家学说再一次得到改造，成为盛行于宋、明、清三朝的主要哲学思想。清代“汉学”勃起，予理学也有批判，但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尽管在理学大师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理论的精妙，也为其深邃的思索、优美的文笔所折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