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115]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由此，已经占领金鸡山的英军，远远地望见这种奇特的场景，英军右纵队从东门攻入城内，清军从西门逃出城外。英军在攻克县城时，未遇抵抗。

　　大约至下午2时，战斗全部结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少，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种记载称共战死16人，伤数人；另一种记载称战死3人，受伤16人。[116]清方对自己的伤亡人数始终未有准确统计，英方对此记载也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亦称清军的损失数以百计。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作为当时头号主战大吏的裕谦，他的自杀，本应当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战争已经陷于绝望。他的家丁余升一开始也说过，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为”。[117]

　　可是，这一信号当时就被扭曲了。

　　裕谦死后不久，其家丁余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抚刘韵珂递上禀帖，声称：镇海开战之初，裕谦在东城墙督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两次登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言“可怜”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儿当日出阁等语，被裕谦正词驳回。又声称：镇海之败，是因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先陷，余步云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山、县城失守。刘韵珂收到此禀后，不敢怠慢，询问随护裕谦左右的江苏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丰伸泰称：当时他看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正值炮声震地，不知言何，但闻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获此密闻，立即上奏，并附呈了余升、丰伸泰的禀词。[118]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朱批“览之不觉泪落”，并下令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密查。[119]

　　事实果真如此？余步云又何许人也？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率部随杨芳等人进击，连克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擒敌酋玉努斯。战后论功行赏，他获乾清门侍卫，迁贵州提督，并绘像紫光阁，道光帝亲撰赞词。以后，历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提督，在镇压各处反叛，尤其是少数民族造反中，战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获得道光帝所颁大缎、荷包、翎管、玉牒等赏件。可以说，在各省武职中，余步云的名气仅次于杨芳。[120]

　　1838年，余步云调福建陆路提督。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余步云，调其入浙剿办。钦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期间，与余步云过从甚密，共讨对策。浙江停战之后，余步云专上一折，主动要求留在浙江继续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121]未久，又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余步云为浙江提督。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122]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1841年5月，裕谦升两江总督，在回苏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虽经奴才委曲开导，终不免中怀疑惧。[123]

　　裕谦的这番言论，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谦部署江苏防务后，立即返回镇海，对浙江提、镇大员是否相宜于战守，是否需要调动，“据实具奏”。[124]裕谦回到镇海后，复奏：“余步云于水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声望，亦足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事半功倍。”[125]看来，裕谦虽然对余步云不满意，但因无合适人选而未逐之。正因为如此，余步云得以保留。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1841年9月，镇海军民俘获英鸦片船赖拉号（Lyra）上的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