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网开一面，并无过激的不利言论。

　　[7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39—341页。这4名汉奸是杨阿三、虞帼珍、郁秀钦、布定邦。其中布定邦为广东香山人，原为买办，随英军来浙。英军撤离舟山时，曾向清方索要（见张喜：《探夷说帖》，《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350页）。又，按清朝法律，在战争期间，前方主帅有权实行死刑，不似平时须层层审判，最后由皇帝勾决。

　　[7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19页。后来，一名英军军官对此亦有公正的评论：“我几乎没有理由责备中国人如此报复我们的坟墓，因为我们去年在修建工事时，也破坏了许多他们的坟墓。”（Alexander 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London: Bentley, 1843, p. 36.）又，英军占领舟山期间，病疫大作，病死448人以上，皆埋于该岛。

　　[7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93页。

　　[7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90页。“凌迟”是清代刑法中对“大逆”等罪而施行的极刑，俗称“剐刑”。这位英国俘虏是英军运输船佩斯汤基·伯曼基号（Pestonjee Bomanjee）的船长史蒂德（Stead），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291。其捕获的情况，又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82页。

　　[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85页。据裕谦随奏附呈的英俘供词，被俘白人为一商人，名温哩，曾在广东见到璞鼎查。璞鼎查嘱其前往浙江销货，并刺探军情。又据英方记载，该船为运输鸦片的民船赖拉号（Lyra），被俘白人为大副，被俘黑人为船员。

　　[76]　道光帝对裕谦的这些手段多有赞语。在其掘尸的奏折上朱批“亦可稍称一快”；在其拆毁“红毛道头及夷馆基础”的奏折上朱批“可嘉之至”；在其“凌迟”处死英俘的奏折上朱批“所办是”；在其对英俘剥皮抽筋的奏折上朱批“甚有定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19、293、290页；第4册，第85页）。

　　[7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85页。

　　[78]　裕谦在江苏巡抚任上时，曾在吴淞修建土塘，与土城类似，详情见第六章 。他至浙江后，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的意见一致，决计在定海修建土城。又，英军撤退后，定海难民纷纷返回，裕、刘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修建土城，对安民、守御均有好处，也使土城能迅速完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92页）。

　　[79]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180—181.该插图的标题为“舟山的高地”，似为了表示背景中的山，而非准确的描绘土城样式的示意图，因而在比例上可能有不太精确之处。土城高为3至4米，因而其垛口不会如此之大，又土城长为4.8公里，因而其火炮排列也不会如此密集。

　　[80]　我没有找到“土牛”的资料。但吴淞土塘亦有“土牛”，其样式据牛鉴奏，“有似雉垛，其缺口俱安设火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623页）。牛鉴的这一说法，与奥塞隆尼一书的插图相吻合。又，吴淞和定海的防御工程皆由裕谦主持，估计样式相同。

　　[81]　定海设防的记述，据裕谦、刘韵珂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49—850、887、943—945、1066页；又参考《定海直隶厅志》卷22，第8、16—17页。定海的地理形势又参阅《定海县志》。

　　定海清军的火炮数量，清方资料不全。1841年3月11日裕谦奏称，调拨“一二千斤及数百斤炮五十位”；4月11日又奏称，定海有炮70位；7月1日刘韵珂奏称，土城和震远炮城、炮台设铜铁火炮22位，县城设大小火炮41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63、963、1066页）。但战前清军火器的实际数量，我还没有查到有关记载。英方的记载较详，但各有差别。宾汉称，定海火炮总数为170位，其中土城和震远炮城、炮台为95位，县城城墙上设炮41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62、320页）。伯纳德称：土城上设炮80位，震远炮城设火炮12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