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上厦门之战经过的记叙，参核以下资料：颜伯焘奏、怡良奏、端华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51—1154页；第3册，第1183—1184、1485—1486、1568—1572页；林树梅文，徐继畬函，见福建师大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4—148页；《英军攻占厦门的军事报告：郭富致印度总督阿克兰、巴加致印度总督阿克兰、胞祖致巴加、爱利斯致胞祖》，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148-157；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穆瑞：《在华战役记》、麦华生：《在华两年记》，汉译可见《鸦片战争在闽台资料选编》。

　　[50]　据清方官员事后调查，厦门岛南岸各阵地清军战死40余人，鼓浪屿清军战死33人，受伤37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569—1570页），看来清军的减员主要是逃亡不归。同时又可反证厦门岛的工事坚固，英军炮火未能给予重大杀伤。

　　[51]　此处讨论的是正规战。至于装备落后的国家对装备先进的国家，亦有在战争中取胜的先例。但在战术上，多采取游击战，战略上是持久消耗。对于这个问题，我拟放在第五节 中予以讨论。

　　[5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53]　虽然当时的火炮均为弹药前装，但开炮之后，火炮的后坐力必会使其退回，未必如张集馨所言，须到石壁之外去装药。但是，若无炮车，就很难使火炮复回原位再次发射。张集馨所描绘的战斗场面，是指载炮72门的两艘战舰与石壁的交战，据英方记载，该两舰均已抛锚定位，未有来回轮番轰击之事。而“沿海炮墙齐塌”似为夸大之词，据战后清朝官员的检查，石壁仅是“多有击坏情形”而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68页）。

　　[5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83页。

　　[55]　1844年，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德庇时访问厦门，观看了当时的战场，说了一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中国人只知道如何防御，如果他们弄清楚了另一半，其结果会完全不同。”（John Francis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vol. 1,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2, p. 157.）

　　[5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51页。

　　[57]　颜伯焘奏称：“自广东大角、沙角炮台猝被逆夷攻夺，皆有汉奸登岸，万一心生厦岛，诚恐故智复萌，情形既今昔不同，防剿宜水陆兼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0页，重点为引者所标）因为只是防备汉奸，颜伯焘也没有十分重视。

　　[5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51页。“陆路提督郭”，是英远征军陆军司令郭富等人致福建水师提督的最后通牒中使用的汉文译名。

　　[5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60—1161页。

　　[6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24.

　　[61]　裕谦的生年，史籍多不载。1832年，吴其濬在裕谦的《益勉斋偶存稿》序中说，“鲁珊官太守几十载，今年才四十”（“几十载”应读为“几”近“十载”）。按当时的虚岁推算，裕谦生于1793年。

　　[62]　除直隶、四川仅有总督外，广东、湖北、福建、云南巡抚均与总督同城，几同陪臣，无职权可言，相对此四省，江苏巡抚权力要大得多。又，甘肃当时不设巡抚。

　　[63]　总督的本职为正二品，应例兼兵部尚书，故为从一品。

　　[64]　1832年，裕谦将其文牍编为《勉益斋偶存稿》八卷，1834年又编《勉益斋续存稿》五卷。从这些文牍来看，他留心政务，也常常会想出一些办法。其最后一卷，名《州县当务二十四条》，记载他作地方官的一些心得。就一般层面而言，裕谦还算得上是一名好官，但若以优异来衡量，也确无突出的政绩。

　　[65]　1839年4月，江苏布政使牛鉴迁河南巡抚，正好为复官不久的裕谦腾空了升级的位置。

　　[6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695—696、700—702、735—738页。

　　[6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00页。

　　[68]　林则徐抄录的原件由林纪熹先生藏。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32—333页。折片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514—517页。

　　[6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8页。

　　[70]　见《入寇志》，《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21—323页。后来裕谦果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