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每年需漕米400万石。就某种意义上说来，漕运是京师的生命线。浙江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三分之一，关系不为不大。可刘韵珂的焦虑并不以此为止，他还奏称：“且乍浦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江苏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一半。若漕运一断，京城必然动摇。后英军占领漕运咽喉镇江，朝廷即刻屈服。

　　不能说漕运中断清朝即刻就会崩溃，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清政府的河运亦中断，仅靠上海等处的海运，漕粮数量大为减少。太平天国之后的商业性的南粮北运，使漕运名存实亡。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选择：以守成为归的道光帝尽管平生不爱冒险，但此时敢不敢以漕粮不济、京城动荡为代价继续进行战争？因此，就漕粮影响面的结论而言，刘韵珂的言论有些夸张，尽管就漕粮将短缺的事实而言，刘氏是毫不夸张的。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灾，杭、湖、绍等府“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艰，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这番话说到了道光帝内心的病处。官民对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内部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自然灾害，物价上涨……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后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战，证明了这一点。而此时湖北钟人杰为首的民众造反，又提示了这一点。刘韵珂于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镇海、宁波失陷后，他一面请派援军，一面要求将裕谦生前在河南、安徽等处招募的乡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邻省乡勇，必须本省有精兵劲旅，控制铃束，庶可收该乡勇协助之力，而不致为非现在本省已有土匪抢掠滋事，民心摇动，弹压颇为不易，倘再招集邻省凶徒，则引盗入室，必将勾结贻患，为益甚微，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赞赏他的敏锐性，朱批曰：“所见大有深意，朕未见到。”[26]浙东反攻失败后，刘韵珂又饬令地方官将溃散雇勇的兵器收缴，以防持械滋事。[27]又恐浙江未能收齐，移咨苏、皖、豫、鲁等省巡抚“一体巡查”，“以免事端”。[28]

　　刘韵珂对雇勇滋事的恐惧甚于正肆虐于浙东的英军，正是出于对王朝命运深层次考虑。以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一语，是对道光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施加的最有效的压力。

　　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刘韵珂此论完全错误；但若从王朝利益的角度来判别，又当别作他论。

　　其十曰：七省防费甚钜，“糜饷劳师，伊于胡底？”

　　战争须以金钱为其后盾。再锋利的刺刀，若抽去作为中坚的军费，即刻软如灯芯草。战争期间，最使道光帝心烦意乱的，恐怕还是军费问题。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究竟花了多少钱，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29]就我所见的档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报销数字：

　　浙江 7480521 两[30]　　江西 224016 两[31]

　　广东 6244760 两[32]　　四川 167370 两[33]

　　江苏 1302400 两[34]　　陕西 115851 两[35]

　　湖北 333567 两[36]　　广西 90720 两[37]

　　以上八省，共计1637万两。当然，实际开支要比报销数字更大，因为江苏、浙江两省的报销数字中并未包括该省捐输银钱（可不列入报销），而据我见到的远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苏两省捐输银达476万两，钱达85万串。[38]

　　上述八省中，缺少了花费大量银子防堵英军的福建、山东、直隶、盛京四省区的数字。这里提供并不完备的拨款数字，以资参考：

　　福建 450万 两[39]　　直隶 约230万 两[40]

　　山东 约48万 两[41]　　盛京 约10万 两[42]

　　毫无疑问，除了拨款外，这些省区亦有数量可观的捐输银两。[43]

　　河南、山西、安徽、甘肃、湖南、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察哈尔等省区也有出征兵丁，其中一些省份亦有过境兵丁，而这些省份既无报销数字亦无拨款数字，我们似可从前引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广西的报销数字中，推测其用度。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的军费约2500万两，若包括来自民间的捐输银钱，当超过3000万两。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远远超过英国远征军的侵华费用！[44]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战后赔款上狮子开大口，索要赔款2100万元，其中战费1200万元，仅合银900万两。

　　本土作战的清军，为何支出如此之巨？我们不妨做一番细究。

　　一、我在第一章 中已经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