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调的援军，后来也没有赶上浙江的战斗，被奕经派往江苏战场。

　　其三曰：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关于这一点，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说明。我只想补充一点，由于战争是由南向北逐次展开的，而各省统兵大员缺乏英军装备的知识（稍具认识者，如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伊里布又先后被革职），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设施上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就使得没有英军火炮知识且初历如此迅猛炮火的清军官兵，缺乏心理准备而在战场上陷于恐惧，大量逃亡。恐惧心理是近代战争中常见的问题，对士气的影响不能低估。在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真正被英军火炮毙伤的清军官兵数量并不多，大多在敌炮火下迅速瓦解。

　　其四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主“剿”官员的最根本的立论根据为英军不善陆战。当这一看法被事实证明为错误时，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础，主“剿”官员亦随之动摇。

　　其五曰：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

　　此为道光帝第一次由“剿”转“抚”的主要依据之一（详见第三章 第二节）。刘韵珂此时此地提出此一话题，自然会勾起道光帝的一番回忆，因为他才是此论的真正倡导者。

　　其六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刘韵珂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说法截然相反。1840年底至1841年中，刘韵珂在安置定海难民和组织定海防御工程建设时，看到了“民心固结，响义可嘉”，并在奏折中称赞“各岙乡民，共募敌忾同仇之义，极形踊跃”。[19]可是，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又会有如此之变化？

　　在鸦片战争中，官、民皆与“夷”敌对，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官出于利害关系。民则出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对英国的侵略要求会给他们的利益产生何种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旗帜（详见第四章 第三节）。在此种情势下，民众的情绪有如弹簧，英军的压迫重一些，反弹力就会大一些，反之亦然。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后，手法上有些变化。他们先后在各处发布“安民告示”，要求当地民众“仍旧安居乐业”，宣布对“盗贼”将进行惩治，甚至英国人“扰累”民众，亦可“就禀衙门，以紧查办”。在余姚、慈谿和奉化，英军还打开官府的粮仓，散发给民众，很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宣布，若民众“藏匿清官探子”，一经捉拿即将房主治罪，并要烧掉他们的屋舍。[20]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还残忍地将捉住史蒂德船长的镇海县霩（今郭巨）村全村房屋焚毁。英军的这些手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尽管民众和清军暗下捉拿单个英兵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大体上出现了民夷“彼此相安”的局面。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21]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更有甚者，清军此期的军纪败坏，致使他们原本为解救民众的“救星”身份坠化为祸害民众的“灾星”。各省援军到处勒索，敲诈地方。在绍兴，清军的“抢食”，使当地“罢市绝粮”；在上虞，兵勇竟公然抢劫自己的粮台。[22]林则徐称：清军“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23]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得知奕经在浙东兵败后再请各省援军，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征调纷纭，彼糜饷糈，沿途扰累不可胜言，庸臣误国乃至此耶！”[24]江苏是过兵省份，具有良知怜悯百姓的官员作如是说，而真正的受害者，战区的老百姓又该作何感受？

　　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不能说清王朝中无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利用民众的言论，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对民众的恐惧，使得他们同时又在极力瓦解、破坏民众的组织。[25]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使刘韵珂对民众的看法，前后迥别。

　　因此，刘韵珂此论在立论基础上虽有谬误，却也道出了当时的真情。

　　其七曰：“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

　　这里说的“攻剿”，是指收复宁、镇、定三城；这里说的“防守”，是指从乍浦、海宁至杭州的钱塘江防卫。前者已被浙东反攻失败所证明；后者将会被下一节将要提到的乍浦等战役所证明。刘韵珂此时向道光帝明白直陈：“倘有逆船数只，突然内窜，必致（杭州）全城鼎沸，不战自溃。”

　　其八曰：浙江漕粮，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皆由逆氛未竣”。

　　漕粮时为大政。清朝北方缺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