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海战比陆战更为复杂，海军建设要比陆军建设更为困难。

　　林则徐设想的“水军”是什么样的呢？他称：“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70]就此规模而言，不算太小，颇为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若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又会发现问题。

　　“水军”的关键在船炮。林则徐最初对奕山谈到其战船中称：“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取胜。上年（1840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71]林则徐没有详谈战船的具体式样，但称在英军逼迫下的广州每月可造5艘，又似非为近代化的海军舰船。且待100艘战船如期制成，“水军”成立，时在1843年1月。

　　1842年4月，林则徐称：“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火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弟有抄本《炮书》，上年带至江浙……”[72]是年9月，又称：“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惟漳、泉、潮民商之船，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亦尚可以酌用……”[73]可见林则徐“商定”式样的战船，是可以用福建南部一带的民船替代的。其欲制造的火炮，当与其在浙江效力时制造的火炮并无二致，只有工艺上的讲究，并无技术上的提高。[74]

　　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林则徐设想的“水军”的规模，反推其战船的型制。1000位火炮，5000名士兵，1000名舵工水手，若平均地分配到100艘大型战船和50艘中小型战船中去，平均每船仅有炮6.6门，士兵33人，舵工水手6.7人。这与英军的舰船不在一个级别上，无法相比。

　　由此，林则徐所设想的“水军”，只是传统水师的强化，并非近代海军。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须由近代化的科技和工业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林则徐或其他人，空手是建不成近代海军的。

　　与此同理，近代化的海战，又需要近代化的海军。用雇募的民船、雇募的枪炮手、旧法制造的火炮，与英国远征军海上交锋，似无胜利希望。

　　林则徐关于“水军”的设想，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并无军事史上的价值。

　　1842年3月28日，北京，圆明园。刘韵珂七天前发出的“十可虑”密折及其三份附片，递到了道光帝的案前。我们不知道道光帝阅读此件的神态，但隐隐感到重大决策作出前时空气的凝重。三天前收到的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的奏折，使其失望、恼怒和忧郁，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75]他恐怕英军此次得手后会攻击北方，将他最为信赖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派往天津，查勘防务。此时刘韵珂这份绝无“抚”、“羁縻”一类文字却又意在其中的奏折，指出了另一条道路，悄悄地慑取了他的心。他拿起朱笔，在最后一份启用伊里布的附片的末尾写下：“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76]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由盛京将军调任广州将军的耆英进京请训，也到了圆明园。道光帝召见。两人密谈。晚上，由内阁发下两道上谕：[77]

　　耆英著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

　　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这两项人事调动，预示着朝政的重大变动。

　　同在这一天发出的谕旨中，还有两件值得注意。一件是给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的廷寄，其中指出：

　　该逆（英军）凶焰甚炽，必四路纷窜掳掠。尤当设法羁縻，毋令蹂躏地方。（重点为引者所标）

　　道光帝在谕旨中替刘韵珂说出其想说而不敢说的“羁縻”二字。另一件发往天津的穆彰阿：

　　本日据刘韵珂驰奏剿办逆夷情形，现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军营效力，并令耆英带同前往矣。刘韵珂原折片著钞给阅看。此事与讷尔经额（时任直隶总督）无涉，断不可向其告知，致天津海防稍有弛备也。[78]

　　这一方面说明道光帝对他的这一决定仍无把握，想听听这位亲信大臣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恐怕这一决定，会影响前方将士的军心。

　　耆英在北京一共住了19天。在此期间，道光帝恐其“署理杭州将军”一职事权不重，于4月7日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我们不知道道光帝共召见他几次，只知道最后一次为4月12日。[79]两人密谈的内容自然不会有正式的记录，但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京中来信告知，耆英曾向道光帝说明，对英军“与银与地均非办法”，道光帝明确指示，“先剿后抚”！[80]

　　“先剿后抚”，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哪怕是极小的胜利，再与英军讲和。这反映出道光帝已经承认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想以妥协了结。从策略上讲，这种方法可使己方在谈判桌上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以制止英方漫天要价。但是，问题又在于“剿”得了还是“剿”不了。看来道光帝在前方将领的欺瞒下，对前方军情的了解，不那么透彻。

　　又据伊里布的亲信张喜透露，伊里布由张家口军台释回，4月3日到圆明园。张喜闻讯赶去伺候，叮嘱其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