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为代价而维持，道光帝付得起此等代价吗？

　　刘韵珂的“十可虑”，是整个战争期间少有的能面对现实条分缕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虑”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现实存在的隐患。对此，不仅他本人为之莫解，清王朝也无人可为之解。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鸦片战争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今天的论者，大都爱用“主战派”（或“抵抗派”）和“主和派”（或“投降派”）的概念，来划分清王朝的官员。就当时的情景而言，确实有主战、主和两种不同的声音，但若将某一官员具体地归置于某一阵营中去，我以为，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问题在于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主和派”。琦善、伊里布在倾意主“抚”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坚决的主“剿”姿态。杨芳、奕山与英军妥协前，也是力主“剿”议且身体力行者。刘韵珂的个人经历更为典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琦、伊在未开战前便看出“剿”计之不可行，而杨、奕、刘是吃了败仗后才转向；杨、奕在实行妥协后施放谎言迷雾，刘氏未行动前便直言“剿”之必败。其他人呢？

　　闽浙总督颜伯焘曾是铁杆主“剿”者，厦门失败后，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私下场合，他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暗暗偷笑“其中情已馁，何前后如出两人”？[57]

　　接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扬名天下。但未离广东之前，就在英军的攻势下与杨芳等人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又敷衍道光帝为减浙江军事压力而令其进攻鼓浪屿的谕旨，向手下明确布置：

　　宜饬坚守，勿令挑衅，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抗，是我为浙受祸也。[58]

　　他已全无战意，决计与英军和平共处，不惜以邻为壑。而在他的私函中，更是明言：“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59]

　　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自杀，其信号是明确的，即对战争前途失望。

　　扬威将军奕经在浙东反攻失败后，曾主张“暂事羁縻”，后自觉与其“将军”的身份不符，便改调“剿”论，谎报战果，与刘韵珂的“抚”议相对立。[60]可没过多久，乍浦失陷，他“心悸股栗，迄无良策”，也转向释俘“缓兵苟安”了。[61]

　　主“抚”官员中还有两位大将。一是耆英，此时在盛京将军任上，依然一派主“剿”姿态。[62]一是牛鉴，新任两江总督，对战争的前景抱着必胜的信念。[63]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又会看到，当耆英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人又成为主“抚”派的顶尖人物。

　　原来，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64]

　　在对“主和派”的排队中，又使我发现，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因此，这一时期的主“抚”者与主“剿”者的区别，仅在于他是否在战区，是否负有抵御英军的实际责任。对一名战区中的地方官说来，此非儿戏，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歌唱“义理”的高调了。

　　现实的力量，毕竟大于“义理”的力量。

　　有论者谓林则徐此时关于建立“水军”的思想，为正确的救国之方。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早在1841年4月林则徐尚在广州时，向靖逆将军奕山提出6条建策，其中第5条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65]1841年秋，林则徐效力于河南符祥河工，得知厦门、浙江的败局，开始深层次地检讨以往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致其门生戴孙的信中，提出“水军”的设想：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战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66]

　　是年冬，他又向两江总督牛鉴正式提出“船炮水军”的建议。[67]此外，他在致翰林院编修吴嘉宾、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等人的信函中，又有具体的论述。[68]

　　林则徐的这一新设想，是对其先前的作战指导方针（以守为战）的否定。林则徐在事实面前断然放弃先前的主张，显示其探求新知的努力，可以说，是他思想的一大进展。[69]

　　以近代战争的知识来判断，组建“水军”直接到海上与敌抗衡，避免被动挨打，无疑是更为高明的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