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随奏附呈的文件引起其兴趣，全文为：

　　大英国大元帅吴夏密谕尔吴淞口居民知悉。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致经五载。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只因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发员叩阙杀尽奸徒，非干尔百姓，毋得惊慌乱窜，仍可安居耕种勿惧。倘我黑鬼私行横掠，尔众民便可杀之，无以为罪。十日内本帅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百姓其勿扰。特示。[149]（重点为引者所标）

　　据耆英的奏折，这份文件于宝山县城外粘贴，但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它是伪造的，尽管还不知道伪造者是谁。[150]璞鼎查在吴淞两次发布文告，但内容和文字与此完全不同。[151]就这份文件本身而言，“大元帅”一词为英方所不用，“吴夏密”实不知为何人，更明显的证据是，英方绝对不会将自己麾下的印度籍士兵称为“黑鬼”。

　　按照耆英的分析，这份文件表明英方“情词尚属恭顺，无非意在通商”；而道光帝读到“求和”字样，也颇能熨贴他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一语恐怕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恐惧。于是，他给耆英下了一道密谕，布置策略：

　　——耆英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告诉对方如果能将舰船撤回广东罢兵，耆英将向大皇帝保奏。

　　——香港赏给英方堆放货物；福建、浙江海口允许每年在约定时间内通商贸易，但英人不得长期羁留。

　　——英方不必进京，上述条件由耆英出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

　　同日，除这道密谕外，道光帝另有谕旨给耆英、牛鉴等人，重弹老调：“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152]

　　道光帝在此作了两手布置。

　　毫无疑问，道光帝作出的让步，与英方的要价相距甚远，但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与一年多前琦善在广东准备作出的让步完全一致。

　　7月14日，耆英、伊里布在苏州收到道光帝“专意剿办，无稍游移”的谕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决计抗旨不遵。军事败局已定，他们断定除求和外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公然给道光帝出了道难题，让他把“战守两难”的状况“敕下廷臣速议良策”。[153]北京又能有什么办法？他们心里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们又加紧了求和的活动，由苏州赶向镇江一带。

　　7月18日，璞鼎查在镇江江面的军舰上收到了晚到的伊里布7月4日的照会；7月21日，即镇江开战的当天，又收耆英个人名义的私函。这两份仅要求和谈而未作出实际允诺的文件，自然挡不住英军对镇江的进攻。璞鼎查分别复照，附上了其在吴淞发布的告示，而给耆英的照会中还宣布英军即将进攻南京，让他准备好用来“赎城”的金钱。[154]

　　璞鼎查在吴淞发布的告示，并无新鲜的内容，但对耆英、伊里布说来却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因为璞氏将英方的主要要求概括为三条：一、赔偿烟价和军费；二、两国平等外交；三、割让海岛；并称“得此三者，其余事端，不难善定也”。[155]从未看过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从未收到璞鼎查在广东、浙江发出的一系列议和条件照会的耆英、伊里布，必然会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到通商，而“通商”又是他们手中对付嗜利的“夷人”的唯一法宝。

　　璞鼎查正式送来的告示，与耆英先前进呈的所谓“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差距太大了。耆英不敢上奏，而是隐匿下来。这一方面是害怕激起圣怒，另一方面他们尚未收到道光帝的密谕，他们这种违背“剿办”谕旨、私下求和活动的本身即是大罪。

　　由于英军封锁了瓜洲至镇江的文报线路，道光帝的密谕迟至7月24日才传到耆英手中。他连忙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并在照会中提议首先进行下级官员的会谈。璞鼎查显然不满足清方的还价，复照中仅同意派员谈判南京赎城事宜。[156]

　　尽管耆英瞒下了璞鼎查的告示，但英方的三项要求却又很偶然地从另一管道送至北京。

　　7月17日，英军在瓜洲一带扣留了300余艘民船，仪征士绅捐纳同知颜崇礼（据说是一位富有的盐商）主动前往英舰进行交涉，英军翻译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也给了他一份璞鼎查的告示。颜崇礼将此告示交给常镇道周顼，周顼又将内容具禀两江总督牛鉴，牛鉴将此禀帖转给江宁将军德珠布阅看，德珠布将此禀帖抄录随奏进呈。[157]

　　德珠布进呈的周顼禀帖，主要是谈英军的猖獗和镇江防务薄弱，德珠布进呈此禀的用意，仅仅为了说明镇江、南京的危急。已经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内容忘得差不多的道光帝，却意外地发现英方的三项要求。7月26日，他再次密谕耆英、伊里布（两天前他下令伊留在江苏）：

　　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暂准通市。

　　他还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158]（重点为引者所标）

　　就在道光帝发出此谕的当日，又收到了牛鉴关于英军围攻镇江的“六百里加急”飞奏，于是又下一旨：

　　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喻，设法羁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