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详见上节）。由耆英主持的第一回 合的求和活动只得匆匆收场。

　　可是，送往乍浦的英俘却找不到接收者，伊里布后将之送往英军占领的镇海招宝山。尽管道光帝已明令停止“羁縻”活动，但伊里布仍不死心，让英俘带去了一份照会：“所议之事，不难商定，须俟大局议有成规，自当会同扬威将军与刘抚台奏明大皇帝，再定章程。”这是针对英方先批准条件再谈判的反建议，而对谈判人选资格并无回答。他还要求英方给予“回文”，以便早开谈判。[134]毫不奇怪，正忙于进攻吴淞的英方对伊里布的照会并不感兴趣，畏惧圣怒的浙江官员也不敢及时上报真情。[135]只有被释放的英俘在此中占了点便宜。由于英方释放清军战俘时每名给银3元，清方释放英军战俘时显得颇有“天朝”的大度，“黑夷”（印度兵）每名15元，“白夷”每名30元。

　　1842年5月25日道光帝旨令耆英南下广州，时在乍浦失陷的7天之后，可他尚未知前线的战况；第二天，5月26日，耆英报告乍浦失守的奏折递至其案前，面对英军的凶焰，旨意开始动摇。

　　6月4日，道光帝收到耆英谎报“羁縻”情况的奏折，下令耆“暂缓起程”，留在杭州协助防守。[136]

　　6月5日，他根据奕经的提议，责成耆英专办“羁縻”事宜。[137]

　　6月9日，他收到奕经进呈的伊里布、郭富第一次照会（奕经也不敢上报英方第二次照会），授伊里布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在杭州或嘉兴“驻扎弹压”。[138]

　　耆英在南下广州途中，于6月14日收到6月4日的上谕，连夜往回赶，4天后回到杭州。他与奕经商议后，于6月19日分别上奏。耆英使用了曲笔，称若英方提议与他（或伊里布）面谈，“自应准其所请”。[139]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请求批准直接谈判。奕经说得更明白些，伊里布“查明何处紧要，即在何处就近办理一切”。[140]也就是说，放手伊里布自我选择与英方的交涉地点，而不必顾及其新任的地方职务。

　　耆、奕的奏折表明，他们打算比道光帝批准的范围走得更远，这因为他们已经隐隐听到吴淞的炮声；而这两份奏折到京之日（6月25日），恰逢道光帝为吴淞、宝山的战败而生怒，在耆英的奏折上朱批“不可”，对奕经更是下令进攻，乘英军主力在江苏之机，“多方牵制，当可得手”。[141]

　　我在第三章 中已经提到，清朝当时最快的通信速度是“六百里加急”，由此而从杭州到北京打个来回，最少也需要12天。前方军情之紧急已不容耆、伊坐待谕旨，而耆、伊也利用这段时间抢先行动，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径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6月20日，英海、陆军司令在上海收到伊里布请求“戢兵”的照会（具体发照时间不详，当在耆、奕19日上奏之前），当即复照，再次重复先前提出的停战谈判两项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方虽祝贺伊里布新任职务，但又强调了“钦派大臣”的条件，也就是否认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142]

　　耆英看到英方的复照，自以为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符合英方的条件，亲自出马，与伊里布联衔复照，主动提议在浙江镇海或江苏松江，与英方会谈。[143]耆英的这一做法与其在奏折中的说法恰好相反。

　　耆英的照会于6月27日送至英方，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也恰于此日由香港赶至吴淞。此时，英援军大批开到，准备上驶扬子江，根本无意于谈判。璞鼎查当日复照，表示不能停战，因为耆英未有“钦赐全权”。[144]

　　在“天朝”的历史上，对外交涉本是大皇帝的专权，任何臣子都不得擅专，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因而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全权”的职差，恐怕当时人连“全权”的概念都没有。耆英头一回出阵便遭当头棒喝，而伊里布仍不罢休，于7月4日再次照会璞鼎查，宣称自己和耆英是“大皇帝特派来善议大臣”，准备在苏州“候讲善定事宜”。[145]可这份照会送往吴淞时，英军已连樯溯流开赴镇江了。

　　更大的打击，来自于北京。

　　就在耆英、伊里布为璞鼎查所拒时，前引耆英的奏折也已批回，“不可”二字抽去了他前进的桥板。7月3日，道光帝看到耆英报告准备与英方约定地点面谈时，下旨：“不可与之会晤”，“只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如复书有分外要求万难应许事件，即与牛鉴一意防守”。[146]7月9日，他又收到耆英报告璞鼎查不肯谈判的奏折，又下旨：

　　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程矞采（江苏巡抚）专意剿办，无稍游移。[147]（重点为引者所标）

　　两江总督牛鉴见道光帝此时仍欲相战，直言上奏，要求道光帝效法乾隆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并允朝贡之先例，对英“羁縻”办理。道光帝看到这份教训他的奏折，怒火中烧，认定老奸巨滑的伊里布是这批求和官员的主谋，于7月14日下旨让伊回乍浦赴任，耆英留在江苏会同牛鉴防剿。[148]

　　上一次道光帝命耆英离浙，几天后便收回成命；这一次命伊里布离苏，可一天后便圣心游移了。

　　1842年7月15日，道光帝收到耆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