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给予县丞职衔；1200两以上，给予州判职衔；1600两以上，给予按经职衔；2000两以上，给予布经职衔；2400两以上，给予通判职衔；3200两以上，给予盐提举职衔；4000两以上，给予同知职衔；6000两以上，给予运同职衔；8000两以上，给予知府职衔；12000两以上，给予道员职衔，20000两以上，给予盐提使职衔。此外还有京衔捐例、候选人员尽先补用等规定，因该文件太长，而不细录。

　　[54]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户部片：“再查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十一月止，据海疆各省请军需银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东、南两河请工需银七百一十万七千余两，江苏、安徽、湖北请灾赈银一百五十九万八千余两，共银二千一百七万余两……应请敕下该督抚等妥为筹划，力求撙节，并饬承办各员，毋许丝毫浮滥，总不得以朝廷不惜帑金，动辄援案声请，漫无限制……”（《军机处录副》）

　　[5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83页。

　　[56]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吴其濬奏称：“嗣准户部送片稿内称，海疆经费，现计各省先后奏报捐输，共银九百八十余万两，制钱九十余万串。”（《宫中档朱批奏折》）可见捐输银钱之巨。当然，这些银钱（尤其是内地省份）并没有完全用于战争，在江苏，相当大部分用于支付赔款。

　　[57]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58]　同上注。又，璞鼎查、巴加、郭富在驻兵鼓浪屿，率主力北上时，曾发布“晓谕”，称：“照得本水陆军士北上，而派兵据守鼓浪屿。但此去后，内地奸徒，如胆敢生事，害我防兵，则本公使大臣、水路提督、陆路提督回来时，最必报仇。”（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4—135页）是以怡良有“为浙受祸”一语。

　　[59]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23页。

　　[6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39页。

　　[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834页。

　　[62]　耆英自1840年8月英舰出现于奉天洋面后，一直部署防务，准备交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325—328、339—341页；第3册，第13—14页）。英军攻占厦门后，道光帝下令各省严防海口，他挑选甲兵1000名备调，上奏曰：“查英夷逆匪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眦裂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擒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并声称“人人思奋，志切同仇，忠义相助，争先奋勉，是奉天海陆各防洵堪仰慰圣怀”（同上书，第4册，第104—105页）。

　　[63]　牛鉴于1841年10月新任两江总督，查阅吴淞、长江各处防务，认为“断不致有他虑”，长江“水陆复巡，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防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75、1623页）。一直到吴淞开战的前夕，他在奏折中仍慷慨地表示“戮力同心，激励将士，有进无退！”（同上书，第4册，第1913页）

　　[64]　就具体官员而论，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满族亲贵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因而转向时动作较快，其他官员受“夷夏之辨”影响较深，转变时格外困难。

　　[65]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66]　《林则徐书简》，第177页。

　　[67]　《林则徐书简》，第185—186页。

　　[68]　《林则徐书简》，第183—184页。

　　[69]　林则徐后来谈道：“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林并对英军的火炮性能和射击技术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详论陆战之不可胜，我们可清晰地看出他认识的深化（《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70]　《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1]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72]　《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3]　《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74]　林则徐所提到的《炮书》，即明代焦勖据传教士汤若望（Joannes Adam Sehall Nonbell）口述而撰的《火攻契要》，已有200年的历史，并非先进。林称其“大要”为“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林则徐书简》，第191页）。这对当时工匠不讲究工艺而粗制滥造，还是有意义的。

　　[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86页。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94页。

　　[77]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4页。

　　[78]　以上四道上谕，见《鸦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