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顺奏……长芦通纲京外商人查庆余等，以天津海口防兵驻集，呈请捐输银四十万两，以备要需，著即赏收。”（《剿捕档》）以上共计银592678两，钱125400串。

　　[44]　对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支付的军费，我尚未进行研究。但据《英国议会文件》，英国政府1843年5月16日对下院质询开出了一份关于对华战争支出的账单：（见下页表）

　　根据该材料所提供的兑率，1元等于4先令4便士，鸦片战争清方的总赔款为2100万元，等于5787504镑（《英国议会文件》中国，第27卷 ，第23页）。然而，在鸦片战争赔款中战费名下仅1200万元，即3307144镑，与支出相比，相差908269镑。但是，从该表可以看出，在东印度公司名下，尚有高达109万镑的1842年至1843年估计军费，而到1842年9月，战争已经结束。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战后支出的总赔款是2100万元。尽管其中600万元是鸦片赔款，300万元是行商欠款，但到了1843年5月16日，英国政府的文件中并无支付给商人的记录，反而在他们的收支表中列上了157.2万英镑的“盈余”（surplus）。

　　[45]　此中的俸银与收入总数概念不同，据《中枢政考》，绿营官员的年俸为：提督81两，总兵67两，副将53两，参将39两，游击39两，都司27两，守备18两，千总14两，把总12两。也就是说，俸赏银自24至162两不等，绿营马兵俸赏银为10两，战兵守兵为6两。另，八旗出征官员的俸赏银又远远高于绿营，然因鸦片战争中，八旗兵调动较少，不再详录其标准。

　　[46]　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借支行装银的具体标准为：提督500两，总兵400两，副将300两，参将250两，游击200两，都司150两，守备100两，千把总50两，马兵10两，战守兵6两。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社会，这笔无息贷款对官兵颇有诱惑力。

　　[47]　盐菜银标准为：提督每月12两，总兵9两，副将7.2两，参将、游击4.2两，都司3两，守备2.4两，千总2两，把总1.5两，兵丁0.9两。另外，军官的跟役每日给口粮八合菜，但不支盐菜银。绿营军官的跟役名额为提督24名，逐级降至把总为2名。兵丁每十名给跟役三名，兵丁跟役口粮亦为八合三勺，但每月支盐菜银0.5两。

　　[48]　浙江巡抚梁宝常折，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宫中档朱批奏折》。

　　[49]　署理广西巡抚布政使孔继庚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过境费用，是超标准而不能例入报销的部分。广西共支出军费9万余两，其中例入报销者3.2万余两。孔继庚解释理由为“应付官兵口粮夫船脚价内有因例价不敷，实用不能实销”。因此，实际支出应大于此数。为此，我们还可再举一例。盛京将军庆祺等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称：盛京过境吉林、黑龙江官兵、余丁“共一千八百三十员名，所需车价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七两五钱，骑马草粮银三百两，尖宿饭食银三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九厘”（《宫中档朱批奏折》）。总计需银达2.69万两。当然，八旗官兵的费用一般比绿营为高。

　　[5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6页。此数为官府付资的雇勇，而官府不出资的团练，当时号称有9万人。

　　[51]　例如，张集馨称：漳州“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黎等物，尤属无用……文武各员多事张皇，以为报销地耳”。又称：“漳浦海口距县城九十余里，设乡勇九十人，殊觉无谓。”（《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1页，第65页）至于贪污事项，我在第五章 第二节和第五节，分别谈到了颜伯焘和鄂云，这里不再举例。

　　[52]　当时户部指拨各款的名目为：浙江秋拨应报盐课银8万两，春拨留协漕项白粮等银7万两，封贮银5万两；江西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5万两；安徽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10万两；苏州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两淮秋拨应报盐课银50万两，收还无本帑本银20万两；山东秋拨应报地丁银20万两，封贮银20万两；山西秋拨应报地丁银40万两，封贮银15万两；山西盐课秋拨应报河工经费银6万两；北新关约征税银5万两；九江关约征税银15万两；芜湖关约征税银8万两；浒墅关约征税银10万两；淮安关约征税银5万两；扬州关征存税银6万两。从以指拨款项来看，没有从户部存银中拨出者，从各省封贮银中拨出者只有51万两，绝大多数是当年应征、约征的款项，可见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户部折，《军机处录副》，该件无日期，后北新关监督奏称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收到部文）

　　[53]　署户部尚书恩桂等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其标准为：民人捐银200两以上，给予九品顶戴；300两以上，给予八品顶戴；400两以上，给予盐知事职衔；8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