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4页。

　　[16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76页。

　　[16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83页。

　　[16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85页。

　　[170]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5页。

　　[171]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5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89页。

　　[172]　邓嗣禹的译本于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名为《张喜与1842年南京条约》（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这个有详注的译本，前面还有邓嗣禹的一篇论文进行评价。

　　[173]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6—369页。按照张喜自己的记载，他本人是主战的，并在会谈期间毫不掩饰这一见解，后对伊里布进火攻之策，对耆英亦献计火攻，但都没有被接受。这就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尽管张喜对签订《南京条约》是有功的，但是这种功劳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是罪恶。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似乎还须为自己辩白。

　　[174]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70、372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1—192页。

　　[175]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72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0、193页。

　　[17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4—195页。

　　[177]　伊里布在署理乍浦副都统后，给英人的照会就写作乍浦都统，省去“副”字；而伊里布从无锡赶往南京后，照会中具称“钦赐头品顶戴花翎”，而耆英尚未出奏，但从张喜的例子来看，伊里布这么做是经过耆英同意的；伊里布到南京前，牛鉴给英人的照会中便称伊为“钦差大臣”（以上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然而，朝廷的谕旨中也有误差，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1842年7月26日）的两道谕旨皆作：“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伊”，“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伊”，从行文来看，伊里布又同为钦差大臣，但是，第二天的谕旨又改作“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副都统伊”，伊里布的头衔又变成了副都统，尽管没有“署理”二字（《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9、742—743页）。而到了七月初五日，谕旨又改为“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由此至签订南京条约，谕旨一直为此头衔（同上书，第6册，第25、53、114、164、184页）。由此可见，尽管伊里布等人向英方开具了新的头衔，英人也信以为真，但他的实际职务仍是四品卿衔，“暂带”头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当然，伊里布在上奏时，还是老老实实地自称“署理乍浦副都统”。

　　又，伊里布发给英方的谕旨全文为“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该夷恳求三事，已有密谕耆英、伊里布，会同筹商妥办。惟前据该夷照复，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做主为疑，著耆英、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戢兵，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恃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亦不为遥制。勉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这道谕旨摘录了六月十九日给耆、伊第一道谕旨中“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该夷恳求之事……已有旨密谕耆英……惟前据该逆照复，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著耆英、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戢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恃国体，俯顺夷情……”；又摘录了该日第二道谕旨中“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亦不为遥制。勉之”。如果与谕旨原文对照，伊里布删去了对英方不利的言词，如“真心悔祸、共愿戢兵”删为“真心戢兵”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伊里布将谕旨中“伊里布现往镇江，著即会同耆英妥筹商办”一句，移至“前因该夷恳求三事，已有密谕耆英”之后，就变成了英方要求的“三事”，可以由耆英、伊里布“筹商妥办”了，而当日谕旨中对“三事”明确规定了不得付战费，烟价已在广州给过，不得再付等内容；二、原旨中称“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戢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一语，即明确规定，一切须请旨后方可实行，伊里布改为“如果真心戢兵，定邀允准”，变成了不必经过大皇帝，而可由他们来“允准”了。这些实际上改变了谕旨的原义，变成了他自己的新内容了（道光帝谕旨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9、742页）。

　　[178]　佐々木正哉編：《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