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其他国家望而效尤，清朝又不知底细，该怎么办？

　　二、英国已在广东“就抚”过，并给过银两（指义律—奕山停战协定），此次若其国王认为郭士立（清方一直将此人视为主谋之一）、璞鼎查办理不善，别生枝节，该怎么办？

　　三、英国屡言北上天津，此次未将天津列为口岸，如何“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后之愧”？

　　四、各通商口岸皆有章程输税纳课，今后若英国阻勒商船，清政府管不管？若清政府采取措施，岂不又引起衅端？

　　五、今后若有民、“夷”争讼事件，英方拒不交凶，如前林维喜案，又该如何“戢夷暴而平民心”？

　　六、各省战后重修海防工事，英方若对此猜疑而阻挠，该怎么办？

　　七、赦免“汉奸”之后，若有匪徒投靠英方而扰害民众，英方又予以庇护，该怎么办？

　　八、若英人潜入非通商口岸地区而引起民众抗拒，英方必归罪于清方，“起兵问罪”，该怎么办？

　　九、英人在舟山“建造夷楼”，“大有据邑之意”，若各通商口岸均如此，致使“转盼之间，即非我有”，该怎么办？

　　十、中国之凋敝在于漏银，新开口岸后漏银更易，清方若禁银出口又会挑起衅端，该怎么办？

　　这是一篇新的“十可虑”，是对战后中外关系的深层次的思考。本无国际知识的刘韵珂，所提出的问题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十分可笑，不若前一篇“十可虑”分析清朝内部问题那般实在，但却真实地道出一名负责任的官员对未来中外格局，尤其是通商口岸地方官员如何处理“夷务”、解决民“夷”纠纷的忧虑。

　　刘韵珂的这封信，没有直接评价南京条约（这也是他一贯的办事风格），但用提问题的方法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条约的看法：这份条约太简略了，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明确规定，因而在操作上有其任意性，稍微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起衅端。这次战争已使他打怕了，最惧再起兵刃。他在信中说：

　　抚局既定，后患颇多。伏念计出万全，定必预防流弊。

　　逆夷反复与否，姑不具论，即善后事宜而论，已有儳然不可终日之势。[6]

　　至于如何防止这些“流弊”，他没有具体说明。我不知他是没有对策，还是有办法不说，只是将问题原原本本地交还给耆英、伊里布和牛鉴。

　　由此，我们不仅要问，刘韵珂写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仅仅是对耆、伊、牛订立的条约表示不满？抑或让三大宪作补救？三宪均为主持谈判的官员，刘氏是暗示他们继续与英方交涉？从而对他提出的十个问题作更具体的规定？

　　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中国的历史上，南京条约毕竟是亘古未有之事，各色人等议论纷纷当在情理之中，况且在专制社会中，臣子们的意见往往无足轻重，真正有效用的是圣旨。

　　道光帝因一份伪造的告示而最后决计主和，江宁将军转呈的常镇道禀帖，使之知晓英方的条件，遂下旨：一、烟价在广州已付，军费和商欠不准赔；二、平行礼可以通融；三、香港“暂行赏借”（不是割让），闽、浙沿海暂准通商，但不许长久居住。这是他对未来和约的最初设想。

　　1842年8月18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折，更清晰地了解到英方的要求，[7]作了一些让步：一、厦门、宁波、上海准其贸易，但再次强调“不准久住据为巢穴”；二、福州不准开放，不得已可改为泉州；三、香港仍坚持“赏借”；四、对于赔款不再反对，只是询问款项如何筹措。[8]该谕旨8月24日送至耆英处。

　　8月22日，道光帝收到耆英报来的“酌办各条”清单，[9]下旨曰：一、行商制度“毋庸更改”；二、商欠由官府“查明追还”（而不是赔偿）；三、英船关税由副领事赴海关交纳而不经手行商一事，再行妥议具奏；四、香港问题在谕旨中没有提及，大约已同意由“赏借”改为“让与”，五口通商问题仍坚持原议。值得注意的是，谕旨又提到另外三项内容：一、“沿海之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南、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地面”（当指非口岸地区）“不准夷船驶入”；二、战后各省修复海防工事，“系为缉洋盗起见，并非为防御该夷而设，不必妄生疑虑”；三、其他各省因不明订立和约而对英舰实施攻击，“不得借为（开战）口实”。[10]此谕旨8月27日到达耆英处。

　　9月1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折，全面让步，“各条均照所议办理”，但又下旨曰：

　　此外一切紧要事件必应筹及者，均著责成该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议，不厌反复详明，务须永绝后患。该大臣既知善后难于措手，他国之不免生心，即应思前顾后，预为筹画，于勉从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计。倘稍留罅隙，日后有所借口，以致别生枝节，办理掣肘。[11]

　　道光帝这段话的意思不很明确，似乎是命令耆英等人在条约完成后，继续与英方商议“一切紧要事件”。他没有说明“一切紧要事件”的具体内容，但似乎认为条约还不能“永绝后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与刘韵珂在思想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该谕旨9月7日到达耆英处。

　　9月6日，道光帝收到耆英呈递的条约，注意力已从条约本身转向条约之外，下旨：一、关于“商欠”，今后英商与华民交易，一切欠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