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与不平等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

　　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

　　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勒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平等外交”。

　　进一步地研究又使我吃惊地发现：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

　　在19世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天朝”本是一个特殊的“世界”。

　　一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引起的忧虑

　　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字的中英和约，被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它共有十三款，[2]无疑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

　　除去以上今天比较容易判别的条款外，该条约还有三项规定：一、五口通商（第二款）；二、废除行商（第五款前半部分）；三、新定税则（第十款）。这些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

　　从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言，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对外贸易，本是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就此而言，英方强加中国的这些规定，无疑是强权的表现。

　　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吏员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

　　因此，从理论上讲，最佳方案是清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内部准备后主动开放，并在具体做法上与国际接轨。但在历史现实中，这种可能性等于零。

　　后来的历史说明，西方的大潮冲击了中国的旧有模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主要在沿海地区）为之大受损害，在此哀曲中又萌生出中国前所未有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作为英国此战的主要目的，反映出其欲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企图，使伦敦、曼彻斯特和孟买的老板们大发利市，致使中国在毫无准备和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放。这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循环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开放若不是在上世纪中叶而是更晚，中国的现状又会怎样？

　　历史学家应当具备远距离的思辨力。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当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

　　前一章提到的张喜，在其对条约谈判的详尽记录《抚夷日记》中，除对赔款的杀价外，另外只记了一条清方的抗辩：“黄（恩彤）、咸（龄）两大人出城，与夷人会议，不许夷人携带家眷。”[3]这可能是张喜知识有限，不能理解条约内容的意义。而时任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条约的反应，不得不让人深思：

　　阅江南钞寄合同（指条约），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磋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4]（重点为引者所标）

　　李星沅当时是主和的官员。他没有对条约内容直接评价，只是“大书特书”使之耻辱，大约这些事是可以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的吧。他最看不惯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作为一名饱学经史的儒吏，本能地感到无法向历史交账。在战争紧要关头以病求退，归田后又著述甚丰的前江苏巡抚梁章钜，此时尚在归途，得到消息后，致信福建巡抚刘鸿翱，对福建须开放两处口岸愤愤不平：

　　江南（指江苏）、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开国以来并无此举。[5]

　　梁氏为福建长乐人，恰恰位于福州出海的闽江口端，福州的开放使之恐惧。

　　相比之下，浙江巡抚刘韵珂对条约的感受显然“深刻”得多，他给南京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写了一封长信，一口气提出十个问题：

　　一、对英条约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