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之太重者，则走漏之弊，税之太轻者，则以为不足算，均所不悦。乃除所须以资用之外，有盈溢归帑之数，系所心愿。本公使只俟贵大臣等，由内阁奉谕，以便宜行办，则图一晤为面叙各情。本公使又在粤东或他处，若更为便与贵大臣商议，以致此要之案有着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璞鼎查在此巧作“毫无偏性”的“中人”状，引诱耆英商谈清朝可以自行决定的关税问题。因为南京条约规定，该条约批准且付清第一笔赔款，英军须退出长江，璞鼎查深知此类谈判不会速战速决，提议谈判地点在广东。又为使此谈判具有法律效用，提醒耆英，谈判代表应是“由内阁奉谕”有“便宜行事”之权的钦差大臣。

　　二、另订条约。璞鼎查在照会结尾提出：

　　其（耆英照会）内有数件，甚属重要，应另缮一单，附粘本约。以便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均准施行。此乃本公使之意见，而贵大臣等如无异意，本公使即另写一单，以便为附粘也。[26]（重点由引者所标）

　　也就是说，璞鼎查要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另与清朝订约，且新条约由他来起草。

　　璞鼎查在照会中设置了两个陷阱。他的两项提议即“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虎门条约）之由来！

　　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按照当时的西方和现时的世界所通行的战争法惯例，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不得再向战败国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须符合和约的文字和精神。换言之，此后清朝完全可以依据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拒绝英方没有和约依据的要求。可是，这些道理，在“天朝”里面，又有谁晓得呢？

　　耆英收到璞鼎查复照的同时，也收到了道光帝命其对“一切紧要事件”进行“妥议”的谕旨。交涉本是他的主动行为，按他的观念（即“天朝”的观念），根本不可能识破璞鼎查的诡计，反感到英方已接受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为今后的谈判敞开了大门。比起先前动辄以炮轰南京要挟的姿势，璞鼎查此时的面孔似显得可亲可爱。道光帝谕旨中的恳切言辞，又使他感到臣子的责任感。他决计努力挽回清朝的“权益”，在折冲中施展身手，使中英关系在战后建立在一个结实可靠的基础上，不留后患。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太清楚这一阶段中英谈判的细节，但从李星沅日记中看到：

　　（9月17日）至院见石琴（黄恩彤，字石琴）书云：夷约十三条（指南京条约），又有十一条。

　　（9月30日）至局见石琴致筼翁（孙善宝，浙江布政使，字筼谷）书，盛称逆夷好礼，而以慎重办理妄启猜疑，殊属荒谬，所续议八条，亦多将就。[27]

　　黄恩彤是此时中英交涉的干员，他在信中透露，清方先与英方达成协议十一条，后又改为八条。

　　而耆英9月20日的奏折又大体载明八条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道光帝特别看重的今后商欠不由官还等项。在该折的最后，耆英又称：

　　除新设五处马头尤非善后事宜可比，必应妥为筹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同未尽各事宜悉心详议，务期周妥，另行具奏外。[28]

　　看来耆英除“善后事宜”（即八条协议）外，又照着璞鼎查给他指明的方向前进，准备与英方谈判“五处马头”（即通商五口）有关事宜了。

　　道光帝收到该折，对八项协议予以批准，“俱著照所议办理”，另下旨：

　　此外尚有应行筹议事宜，著耆英等通盘酌核，悉心妥商，切勿稍留罅隙，致兹后患。[29]

　　尽管道光帝还不知道耆英将如何就“五处马头”事宜与英方交涉，却已批准了他下一步的行动。

　　至1842年9月底，清方已付清第一笔赔款，按照南京条约，英国应当撤军了。璞鼎查于是照会耆英等人，提醒他不要忘记广东谈判：

　　俟贵大臣、都统、部堂抵粤后，再行详晰会议，善定章程，将来附立和约，以申永好，而定通商。[30]

　　9月29日，璞鼎查来到南京城内正觉寺辞行，耆英又向他当面保证：“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月内（即公历11月）到粤，再行妥议。”[31]

　　从10月2日起，英军由南京逐步退出长江，入海南下广东。为此而松了一口气的耆英，于10月13日一下子上了五道奏折和两份夹片。明明是他未经请旨擅允英方广东谈判的提议，他却援引5个月前道光帝命其由杭州南下广州的谕旨，要求批准他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州将军本任，继续与英方“申明要约”，妥办“五处马头通商事宜”。在这一大堆折片中，有一道奏折颇有意思，透露出耆英对未来条约程式的设想：

　　臣等因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是以允俟请用后赉赴广东交给。查现在夷船业经全数退出长江，应即前赴广东分帮回国。臣等谨按照尺寸，备有黄纸，敬求赏用，仰恳随折发下，以便原弁赉回，探明臣耆英、臣伊里布行抵何处，即交臣等捧赴粤东。令该夷等将和约内应行添注之处，遵旨详细写明，再将原奉谕旨，俱著照所议办理七字，敬谨节录黄纸之上，御宝之前，冠列首页，用昭信守。（重点为引者所标）

　　我在档案馆最初看到此折时，如坠云雾之中。“御宝”指加盖国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