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由于这一规定，在此后的中外战争中，各通商口岸成为清朝无法设防的城市。[65]

　　以上四项，乃是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损害中国权益荦荦大端者，此外还有细碎多项，如引水权的丧失、海关验货权的分割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论了。

　　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不亚于南京条约，从长久来看，还甚于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开放，既有损害，又是机会，但在关税不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出入诸规定下，开放必伴生太多的灾难。可此项不平等条约却是在战后两国“平等”相商缔结的。

　　依据古今中外的法学原理，诈骗的定义应是，利用对方对某些知识或己方权益的无知而侵占其利益，英方的行径与诈骗无异。道光帝“添注”旨令，耆英交涉照会，展现了他们的无知，成为璞鼎查施展骗术的大好时机。

　　然而，我们今天所作的批判与检讨，已经离开了“天朝”氛围，与当时人、当事人有历史的隔膜。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就在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不久，耆英、黄恩彤召见美国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法国领事拉地蒙冬（Beno??it Ulysse Ratti-Menton），“宣布皇恩”，准许美、法商人前往新辟口岸贸易，“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66]

　　可是，事情并未到此而终止。

　　三　“等价交换”？中美望厦条约[67]

　　作为大洋彼岸新兴的工商国，美国对世界市场变化的敏锐可谓异乎寻常。当大英帝国的战舰出现在中国海时，合众国的商人和政治家立即意识到，东方出现了不应放弃的赢利机会。

　　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便派加尼（Lawrence Kearny）司令率东印度舰队来华，其任务有二：一是战时护侨，二是制止美船走私鸦片。1842年4月加尼到达广州后，对此两项任务均未执行，[68]反得知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便展期回国，径自致函两广总督祁，要求最惠国待遇。祁一面上奏，一面答复加尼，待钦差大臣伊里布到粤后“再行办理”。[69]

　　道光帝得知此讯后，对美方的要求全然拒绝，12月12日谕令伊里布：

　　总当循照旧章，不可有所增改。

　　倘敢觊觎设立马头等事，务即剀切谕止，断不准稍为迁就。总期于怀柔远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无滋生事端为要。[70]

　　很显然，尽管英国已扯破“天朝”的帷幕，道光帝仍欲对其他国家坚持“天朝定制”，但又提出了不准“滋生事端”的先决条件。

　　就在此时，一些性急的美商等不及新口岸开放，驾船北上宁波等处（比英商还早）新辟生财途径。此一突然行为，在新败未久惊魂未定的地方官及朝廷，引起一阵紧张情绪。[71]

　　针对这一新情况，正在途中的伊里布在广东南雄出奏，对道光帝的旨令表示异议。他声称，美英早有勾通，且服饰船型不辨，若美商打着英国旗号前往新辟口岸，岂不“德在英国，怨在中国”？这位油滑的老臣没有提出对策，仅称待其到粤后与广东督抚商议，然后“会奏请旨遵办”。[72]实际上，伊里布已有腹案。

　　两江总督耆英因美船北上事，收到了道光帝内容相同的谕旨。[73]他也上奏反对，理由与伊里布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他没有吞吞吐吐，而是明确表态：

　　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

　　这篇1843年1月3日付驿的奏折，透露出耆英与伊里布在南京时就讨论过对策。[74]他们已经感到，南京条约后清朝已守不住“天朝”旧制，“一视同仁”是他们处理战后中外关系的原则。

　　道光帝收到耆英、伊里布奏折后，态度180度转弯，称伊里布所言“不为无见”，命耆、伊函商对策，即授权耆、伊处置。[75]而耆、伊的担心又转化为英国允不允他国沾利，璞鼎查的“毫无靳惜”之承诺会否变卦。此又演化为中英虎门条约最惠国条款之由来。

　　伊里布亡故。耆英继任。中英虎门条约签订。而加尼早在1843年4月回国。耆英召见新任美国领事福士，庄严宣布“皇恩”。但这位与旗昌洋行、鸦片走私颇有瓜葛的外交官，反宣布了一项让耆英震惊的消息：美国全权委员顾盛（Caleb Cushing）携带国书已在来华途中，准备进京觐见皇帝并谈判签订条约。[76]

　　无论今天的人们对福士的信息持何种看法，但对于“天朝”无疑扔下了一枚炸弹。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京觐见。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在乾隆、嘉庆两朝引起的震荡，至道光朝仍余波未消。南京条约谈判中，英方曾就进京一事试探，清方断然拒绝。[77]耆英一下子联想到新订立的虎门条约给予英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怀疑英美勾结，让美方“巧为尝试”。[78]由此角度发现片面最惠国条款的危害，又是“天朝”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