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56]由此，南京条约对此并无任何规定。

　　前引耆英照会第8项，白白将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相送。究其原因，自然是中英司法纠纷一直是双方长期争执的难点，是可能引起衅端的祸患。耆英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世纪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的提议也并非全是独创。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2条，满文本第4条，俄文本第6条）、1727年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68年修改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92年恰克图市约（第5条）都有两国民人由其本国官员定罪惩处的规定。但中俄之间的情况与中英大不相同，当时中俄间司法实践主要针对两国的逃人、逃犯和越境作案的罪犯，从某些方面来看，有些类似今日世界通行的罪犯引渡条约。[57]而耆英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中俄条约中的合理因素。他没有要求对在英及其殖民地（如香港）被控华人的司法审判权，仅要求将逃往香港及英船的中国罪犯，交还清方审理，这就完全不对等了。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免喜出望外，复照中大为赞扬，“足表贵大臣求免争端之实心矣”。并具体提议：

　　嗣后应如所议。除两国商民相讼小衅，即由地方官与管事官（英国领事）会同查办外，所有犯法讨罪重端者，英人交本国总管审判，华民交内地大官究惩。[58]

　　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13款规定：

　　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请华官会同查明其事……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这就将在华英人完全置于中国法律体系之外，置于中国司法审判权之外了。

　　三、片面最惠国待遇　巴麦尊训令中曾提到片面最惠国待遇，但又指示，若清朝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59]1840年义律与琦善谈判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60]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该约对此并无规定。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10项，表示只准英国在福州等新辟4口通商贸易，而对他国前往4口的要求，由英方出面“讲解”以劝阻。璞鼎查拒绝了这一提议，复照中称：

　　大皇帝恩准他国，均赴粤东外之四港口一例贸易，系英国所愿，毫无靳惜。[61]

　　璞鼎查如此作复，是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62]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与法国的活动，使耆英看出无法阻止美、法前往福州等4口贸易，准备予以美、法同等权利。此时他的心情，与当初恰好相反，惟恐英方会阻止4口向他国开放，便要求将璞鼎查复照中“毫无靳惜”一语明载条约。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称：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

　　这实际上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将不反对他国前往新辟通商口岸贸易。这么做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害。

　　可是，就在中英条约签字前，英方送来的条约文本中，在此条款后加了段“但书”：

　　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这实际上提出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为使这一要求能从清方顺利通过，英方不惜在条约中文本措辞上表示卑顺，装扮成一副领受“圣恩”的模样。

　　耆英自然看不透英方的诡计。他从“天朝”大皇帝的视角出发，“怀柔远人”当应“一视同仁”，“用示平允”；他又从“天朝”臣子的视角观察，设或英“夷”或他“夷”频频向大皇帝请求“恩施”，又成何体统。于是，在英方的“但书”之后，他又加了一段“但书”：

　　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借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由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此条款的3项内容，可以认定：第一项毫无必要，清朝与他国打交道，可以也不应与英国商量；其第三项无约束力，“任意妄有”这类情绪性的语词没有准确统一的解释；只有第二项才是真实的。英国的计谋成功了。耆英又上了一当。[63]

　　四、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三项，要求英舰不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这是完全正当的。但从国际惯例来看，此事不必进行交涉，完全可用国内法决定之。

　　狡诘异常的璞鼎查，却从交涉本身看出此中的机会，复照中称：

　　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等数只，随时来往各口管押。[64]

　　用本国军舰来“管束”在他国的侨民，理由实属荒谬，但一心希望英官“管束”英民的耆英看来，这一说法又成为合情合理的方法。于是，中英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

　　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

　　由此，在“约束”侨民的幌子下，各通商口岸成为英舰自由往来的码头。后来的事实说明，英舰并未被其外交官用以“约束”本国侨民和水手，反成为手中随时向清朝施加压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