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又何来条约副本？耆英10月28日的奏折确认了召见拉地蒙冬之事，但未称具体召见时间。但就结果而言，法方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是没有疑问的。据耆英奏折，拉地蒙冬得了满意的答复后“欢欣鼓舞而去”。[114]

　　耆英完成此事后返回两江总督本任，士思利却于1844年2月驾舰再至广州。他似乎对拉地蒙冬所获并不太满意，照会祁，提议：一、中法缔结盟约；二、中国派出外交使团（甚至以旅行家身份也行）前往法国，并可用法舰送去；三、中国派青年赴法学习造船铸炮攻守之法，以将来能抗击英国。士思利的真实意图隐蔽且险恶（欲谋求中国一军港），但派人赴法学习较之美国赠书，对中国的未来更为有利。两广总督祁十分警惕，不愿生事，便委托外交“能手”黄恩彤作复。黄起草的照会果有妙文：

　　通商各国以礼相交，以信相保，中国自当怀柔远人，必不挑衅生隙……

　　中国士大夫不惯风涛，若泛海行七万里，恐不能达……

　　彼此交好之真心雅意，不在虚文，而在永久，正无关乎使臣往来与否也……[115]

　　以此婉言全盘拒绝士思利的提议。此后祁以年高多病即将去职为由，要求士思利不再与他通达书信。

　　士思利只是一名舰长，未得任何授权，他与中国官员的交涉早就超过其职权。真盛意只是一名观察使，据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称，“没有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或缔约的资格”。拉地蒙冬只是一名领事，基佐亦称其“绝无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任务”。[116]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且互相争功。这与那个时代西方殖民者的品格完全一致。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抢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不知底细的“天朝”大员们，看到法舰进进出出（数倍频繁于该国商船），看到这批人士妄张势横（照会随便即发，又有传教士帮腔），已经产生了畏惧心理，认定法国与英、美同列西洋三强，“向来不肯因人成事”，“其意必有所为”。[117]

　　这真是歪打正着。士思利、真盛意、拉地蒙冬在华的私自活动，虽不为法国政府所接受，亦先后被召回，却为法国第一位全权代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的使华铺平了道路。

　　同美国一样，法国政府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亦想从中沾光。1843年4月23日，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基佐向国王呈文，要求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当日，国王的参政院通过国王批准基佐呈文的敕令。此后，又指派法国驻希腊公使拉萼尼为全权代表。11月16日，拉萼尼离开巴黎，由大西洋而印度洋至南中国海。1844年8月13日，他到达澳门。美国全权委员顾盛此时正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国。

　　与顾盛使团的穷酸相形成鲜明的对照，拉萼尼麾下共有8艘军舰，其中一半是载炮50门的大舰，[118]这也大大超过了林则徐禁烟危机时期来华英舰的数量。法国人向清朝展示着孔雀的尾巴：英国并不是唯一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拉萼尼使团亦阵容强大，有参赞、随员、主事、税务官、医生、翻译等，亦有各商会指派的丝织、棉纺、毛纺、百货业的代表，甚至还有一名随行记者。法国人具有把一切事情办得堂皇气派的天才。

　　按照基佐1843年11月9日的训令，拉萼尼的使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与清朝缔结一项与英国权利相等的通商条约。因此，拉萼尼的中国之行，本应当是暗淡无光的，耆英早已做好了签约的一切准备，只要拉萼尼不非分要求（即不超过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他第二天即可打道回府。甚至可以说，拉萼尼的东来，本身就是多余，一年前耆英召见法国领事时，不就已经宣布了“皇恩”吗？当然，基佐对此的看法不同：

　　我们所取得的利益没有条约或章程的保障，只是中国政府颁布一条政令或皇帝一道谕旨而取得的，而皇帝又随时可以收回成命……

　　他要求缔结能使中法贸易“步入新规道”的条约。[119]

　　我在前节已经说明，尽管今人们已认定虎门条约、望厦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天朝”中的人们尚未意识到。尤其是耆英和黄恩彤，此时正为新条约在各通商口岸确立的新制度而庆幸，自以为找到了维护民“夷”相安避免险境的途径。拉萼尼使团的强大势头使耆、黄一下子摸不到头脑。若仅为一项通商条约而来，每年仅数艘法国商船来华，利润有限，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猜不透拉萼尼的真实意图，于是在各个方面都拉开了漫长的防线，唯有订立条约是不设防地带。

　　早在顾盛初至澳门，清朝已得知了法使来华的消息，并认为其目的与美国相同，即进京觐见。[120]耆英从顾盛口中得知拉萼尼的行程，推测法国将以“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为言，借图观光上国”。[121]拉萼尼到达后，也未立即照会耆英，而是摆足架子，等待耆英屈尊前往。心焦的耆英只得派员前往“慰问”，以刺探情报，核心是北上问题。然而，澳门方面一直未传来准确消息，法使是否北上成为悬念。于是，耆英便巧施手段：针对法方照会要求9月12日在澳门会谈，复照称，由于广州有一系列重要典仪须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