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4月28日，真盛意搭乘法舰埃里戈纳（Erigone）号启程，12月8日，抵达澳门。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紧要关头，这艘载炮46门、官兵400余名的战舰引起广东官员的注重，而英法长久不和、法舰前来“助顺”的流言，[106]更合他们“以夷制夷”的心思。尽管法国政府给予真盛意的使命有如观察使，但他不愿袖手旁观。

　　比真盛意更活跃的是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Joseph de la Serviere）。就其本国地位而言，士思利与真盛意同为上校，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士思利又要高出许多。[107]他没有把真盛意放在眼中，私下通过传教士与中国官员接上了联系。1842年1月27日，士思利驾船来到广州，据其自称，得到了邀请。

　　2月4日，广州城外约10里一个名叫“半塘”小村中，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与士思利举行了秘密会谈。奕山等人非常希望法方能干预中英战争，并询问法王能否在中英之间调停。士思利的答复使他们大失所望：建议清朝立即向英国求和，并派一个使团前往巴黎。

　　作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次高级会晤的半塘会谈毫无结果，士思利亦于2月5日前往马尼拉，临行前转告奕山，有事可找尚留在澳门的真盛意。士思利的举止，颇像真盛意的上司。

　　真盛意于3月16日前往广州，20日与奕山等人会谈。奕山仍在打听法国人会不会干预，而真盛意却开出了清朝与英国媾和的条件。奕山全然失望了。他原本希望法舰的到来会帮帮清朝的忙，不惜放下架子两次屈尊接见“夷”人。此时反过来担心，法国会否乘机“另生事端”。[108]

　　士思利在马尼拉补充给养后，尾随英军，旁观了吴淞之战。英军进入长江后，其风帆动力的军舰难以航行，他曾要求英方提供轮船帮助，被拒后转向求助于苏淞太道，诡称前往“劝令英夷戢兵”，要求代雇民船，又遭到礼貌的婉拒。8月13日，士思利率20余名水手，强雇民船，溯江上驶，参加了8月29日的南京条约签字仪式。英方对这批不速之客，也未予优礼。[109]

　　真盛意又晚到一步。当他乘坐法舰法沃里特号（Favorite）到达吴淞口时，恰遇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士思利不愿为之带路，真盛意只得自行上驶，泊于南京附近的草鞋峡。不久，英军撤退，真盛意也回到了澳门。[110]

　　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后，即向海军部报告，建议占领台湾岛和海南岛，并要求使用武力：

　　今日中国人所敬畏的是大炮，外交照会奏效太慢。

　　至于他与真盛意之间的激烈矛盾，则建议派一名有威望且富经验的人，来华负责。

　　正当士思利与真盛意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法国政府派出拉地蒙冬为广州领事。士思利得讯后，于1843年3月1日将此通报两广总督祁。不久后，他奉命前往交趾支那，临行前再次照会祁，声称拉地蒙冬是“唯一”由法王授权的使节。“唯一”一语，自然是针对真盛意。

　　拉地蒙冬于1843年7月1日到达澳门。在此之前，真盛意却派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等人前往广州交涉。据真盛意的报告，法方与清朝达成了共有14款的“通商通航条例”，有效期为10年。该条约另有一秘密条款，即法方向清朝提供武器，而运输武器的法舰船可以不受限制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111]

　　然而，真盛意的说法，颇值得怀疑。当沙厘等人在广州与清朝官员谈判时，应真盛意的请求，清方派广州知府易长华于7月19日前往澳门。拉地蒙冬派人告诉易长华，真盛意是冒充的领事；而真盛意的部下又宣称，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下级。易长华感到一时难辨真假，便以两广总督召其返回为由，离开澳门。钦差大臣耆英于9月5日上奏此事：

　　先有夷目真盛意自称领事，寓成澳门，遣其副目沙厘来省投递单禀，议及往来仪礼并输税章程（即所谓“条约”），又称此单未足为据。臣等当即委员前赴澳门，向真盛意切实查询。又有夷目拉地蒙冬以真盛意冒充领事，沙厘在省无礼，已将沙厘斥革，两次赴臣祁衙门具禀，求与臣见面。臣等因真假难辨，现在密加访查，一俟得实，即与见面定议，大约数日内亦可完结。[112]

　　按照耆英的说法，并未就“往来礼仪并输税章程”与真盛意达成协议。而真盛意报回国内的所谓“条约”，亦被法国政府所否决。

　　耆英奏折提及拉地蒙冬两次前往两广总督衙门“具禀”，是指拉地蒙冬此时已来到广州与清方交涉一事。据拉地蒙冬的报告，并未等“数日”，而是耆英上奏的第二天，9月6日，在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受到了这位钦差大臣的接见。拉地蒙冬递交了法国总理兼外交大臣基佐（Francois Guizot）的信件，并要求法国享有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得到了满意的答复。9月12日，耆英、祁颁给了致基佐的照会，宣称大皇帝已恩准外国人到新辟通商口岸一体贸易，并颁给了中英条约的副本。[113]拉地蒙冬此时方被清方验明正身，靠的是新任美国领事福士的帮忙。

　　拉地蒙冬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因为中英虎门条约于10月8日才签订，9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