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想出一个办法：让拉萼尼将康熙帝1692年准许基督教传教的敕令照抄一遍，连同要求弛禁的照会一并交来，再由他上奏请旨。耆英打算与拉萼尼联手，逼道光帝让步。

　　10月16日，在加略利的操纵下，拉萼尼照会耆英，要求基督教弛禁。加略利的口头声明无异于最后通牒。

　　如果耆英顺利地接受这个要求，并不做任何改动，他今天可以给拉萼尼先生发照会，从此，一切麻烦事就都结束了……假如在传教问题上支吾搪塞，这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不熟悉去北京的路，并且我们知道你们有不少多余的领土，我们也知道你们同意俄国人待在你们的国土上。到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比今天更严肃的口气，同你们交涉。

　　在此威胁下，耆英为尽早结束中法交涉，便表示同意，当晚按加略利口授的意思照会拉萼尼：

　　……我当然有责任尽快奏明皇上，使中国人以后可以公开地在内地信奉此教，使教徒不致因信教获罪……[136]

　　按照加略利与黄恩彤的约定，拉萼尼收到照会后应予“回执”。10月17日，拉萼尼应邀至耆英寓所，并无答复。10月18日，清方致函加略利，附上由黄恩彤起草的复照提纲，让拉萼尼照办。在加略利等人的劝说下，拉萼尼终于签了字。而在这份复照中，有两样耆英急需的东西：

　　本大臣即敬录康熙三十一年的奏礼部议准弛禁原案送上查照……

　　谅此事（指弛禁）本大臣于所议事宜（指条约）经圣恩准定交互执照（指批准互换）之日，亦必邀圣恩准予矣。此时本大臣所有诸事毕完，庶可以回国矣。此后两国再无衅隙，不挠万年之好……[137]

　　前者是用来对付道光帝的祖训；后者是让拉萼尼作出保证，清朝一旦同意基督教弛禁并批准条约，便赶紧回国，不再生事。

　　10月18日，耆英一收到拉萼尼的复照，便立即上奏，作为铺垫。10月22日，耆英在离开澳门准备赴黄埔参加中法条约签字仪式前，上了一道长篇奏折，并附有一片，要求批准基督教弛禁，编造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窃照佛兰西夷使拉萼尼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弛禁一节，请求甚坚，并呈出碑模，刊载康熙三十一年礼部议准成案，援为口实，以致相持不决。当经奴才一面将大概情形缮折奏报（指18日奏折），一面督饬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员等，连日设法开导，逐层驳诘，该夷使仍执前议，渎请不休。当诘以碑模传自何人，得自何处，既不能指证确凿，何足为凭。据称伊呈出碑模乃系先年从中国流传，伊国故老素所宝藏，由来已久，其纸色字画均可查照，非为伪造。至伊国昔年并无能书汉字之人，亦不解刊石立碑之事，何能凭空撰出？复诘以碑文所载成案，即使属实，惟事隔多年，应以现行定例为准，未便执古例今。据称以碑文而论，中国康熙年间亦曾禁止天主教，因西洋人徐日升等恳请，始行弛禁。佛兰西与西洋同为一教，何以于伊国现求弛禁之处不为奏请？哓哓辩诉，莫可究诘……（重点为引者所标）

　　耆英于此给道光帝上演了一出自编自导的戏，其有声有色，丝毫不逊于三年前的杨芳、奕山。他说明了法方保证除此之外不再妄求后，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恩，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

　　在附片上，他又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若过为峻拒，难免不稍滋事端。[138]

　　这或许是他内心中对形势发展的一种判断，但说给道光帝听，又明显是一种威胁。

　　道光帝收到此折片后，当日对此发下两道谕旨。一是由“军机大臣字寄”，宣布清朝并未指基督教为“邪教”，亦未“严申禁令”；二是由“军机大臣密寄”，称法方若有“不肯转移之势”，由耆英“相机办理”。[139]

　　坚冰开始松动，缺口随即打开。此后，法方又有多次交涉，耆英又有多道奏折，道光帝终于在1846年2月20日明令宣布，基督教弛禁。[140]

　　在现代文明国家中，宗教自由当属基本国策；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中，一国也不得干涉他国的宗教政策。但是，当时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不相同。

　　当时的中国是儒教至尊的国家，而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除了唯一的上帝外，激烈反对其他偶像崇拜的存在，这在文化观念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当时的中国是由官、士、绅结成一体的控制网络，民间又有地下的会党组织；当时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不仅仅是宗教势力，而且同为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当西方的传教士以母国的方式行事时，势必损害其他社会、政治集团的利益。这又在社会组织上造成水火不容的局势。当时的西方列强经常以“保教者”自居，用战舰去拯救受难的教徒，几乎是信奉上帝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在中华大地上，酿成了数以百计的教案，最后汇成上世纪末的义和团狂飙；而西方列强（主要是法国）不停地以军舰干涉，八国联军的铁蹄致使中国陷于上世纪末最大的灾难。

　　毫无疑问，耆英、黄恩彤并不喜欢基督教，他们只是从法方各项要求中选择对“天朝”损害最小的一项。可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事实恰与他们的判断完全相反。他们认定允法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