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西方的习惯，路易—腓力普的名号为国王。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概念，国王低于皇帝，只有真命天子方可称皇帝。拉萼尼要求条约中写明路易—腓力普为“大佛兰西国大皇帝”，以能与“大清国大皇帝”平起平坐。耆英对此十分不满，但交涉不成便作了让步。[125]结果，他在私下作了技术性的处理，在其进呈的条约文本中，将“大佛兰西大皇帝”、“大佛兰西皇上”与“大清国大皇帝”、“大清国皇上”等字样，统统删去，一律改为“咈哂国”和“中国”，[126]以免引起道光帝审阅时的不快和京官复审中的麻烦。

　　从现存资料来看，耆英从未就条约的内容请过旨，仅在一份夹片中顺便提到一句：

　　至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127]

　　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可见这份条约在其心中的地位。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黄恩彤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关涉有着1600余字的记录，却对条约内容及谈判过程未置一词，仅在最后附带说了一句：

　　佛国亦有贸易条约三十五款，与英、米两国无异，其所重不在贸易也。[128]

　　大约他觉得中法条约平淡无奇，根本勾不起他的回忆。

　　因此，尽管中法条约谈判持续了十多天，但双方的心思都没有放在条约本身上，而是注目于基督教弛禁问题上（后将详述）。由于法方已将中英、中美条约的“优点”全部融于新约，又由于清方仍不知自身利益而慷慨应允，至10月20日，双方已确定了条约的全部条款，只差签字了。

　　此时，反是法方不愿立即签字，而要求在广州黄埔江面的法舰上另行仪式，摆摆威风。1844年10月24日，耆英一行登上法国最新式的蒸汽动力战舰阿吉默特号（Archiméde），与拉萼尼签署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中法黄埔条约。在这一炫耀铺张的仪式结束后，双方都在为“友谊”而举杯痛饮香槟酒。

　　拉萼尼由此领略了两年前南京江面英舰皋华丽号上的全部风光，他为他的国家赢得了一项全无缺点的条约。法国由此获得了虎门、望厦条约中的一切权益，包括片面最惠国的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军舰出入口岸等等。[129]而耆英呢？他迟至一周后方上奏汇报签约情况，附呈条约送审。而随折的一片中，他又保举了此次交涉“出力”官员9人补官、加衔、撤销处分！[130]

　　中法黄埔条约是“天朝”的奉献，而“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当耆英将中法黄埔条约抄本封交驿递时，心中充满自信，认定道光帝及军机、部堂们会顺利批准条约。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时，让他忐忑不安的是，不久前奏请基督教弛禁一事，道光帝又会如何批复？[131]他已经下了保证。

　　这就涉及到耆英、黄恩彤对法交涉的策略。

　　耆英等人认为，法国对华贸易数额较小，以8艘军舰来华，目的绝非一项通商条约，“而必有意所专注之处”。[132]10月5日和6日两轮政治性会谈，耆英等人拒绝了法方的全部提议，唯恐“夷”人另有动作，便在10月7日晨，即条约谈判的第一天，派人给拉萼尼送去一份私信，好言安抚。该信最后一段话值得玩味：

　　本大臣不会让阁下为缔约这件小事徒劳往返。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除了通商条约外，他还将另有酬值。[133]

　　拉萼尼一下子便领悟出话外之音，但吃不准耆英打算在哪些方面让步，时任使团翻译的加略利，以其传教士的职业本能，立即向拉萼尼提议，要求清朝对传教士弛禁。

　　尽管法国政府训令中并无宗教方面的指示，拉萼尼未奉到这一任务，但在此大好时机面前，不愿坐失，同意加略利就此进行交涉。

　　10月8日，在法方的多次诱导下，黄恩彤提出，在通商条约之外，另缔约一项军事互助条约。加略利立即表示原则上接受，并乘机提出反条件：既然清朝欲在战时获得法王的帮助，就得对法王信奉的宗教表示亲善。

　　加略利的这一举动，反过来将了拉萼尼一军，他没有缔结军事条约的授权，便否决了加略利的承诺。而加略利并不罢休，仍不停地要求弛禁。10月12日的会谈中，他还提出割让琉球，而其日记又透露出其真实的目的：“是想以割让琉球，胁迫中国人在解决传教问题上改变以往的态度。”[134]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西交往中，语言问题一直是一大障碍。当时中国懂外语的，大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买办，粗俚贪婪，难充政府的正式帮手。西方各国的翻译，主要是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内情有着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交涉中的主力。清朝官员因无外部知识，常常将他们误视为“谋主”，如郭士立、马儒翰等人。此次也不例外。耆英、黄恩彤特别看重加略利，曾专门派人去做工作。加略利在弛禁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执着，又使他们误以为是法国政府一项重要条件。既然“天朝”不能在其他方面（譬如进京）通融半步，那么也不妨在此“曲示羁縻”。[135]

　　可是，禁教政策已实施120年，且有大清律等诸多限定，如何说服道光帝同意基督教弛禁，又是一件棘手难办之事。10月15日，加略利来访，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