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璞鼎查给耆英的照会中提出，要求与耆英等人“详论和约开载饷税等款如何善定（指子口税，参见下页注[1]），并论鸦片一项如何可期善办（指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又发出“论鸦片大略”（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10、212—214页），而他与耆英会谈中，也曾大谈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

　　[22]　阿伯丁致璞鼎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62页。

　　[23]　巴麦尊致懿律、义律，1840年4月25日。巴麦尊在训令中称：“你们要知道陛下政府无意把这一点当作先决条件来坚持，但我训令你们尽各种恰当的努力从中国政府获取这个问题的某种有利的规定。”（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85页）。

　　[24]　王铁崖先生所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 收录南京条约时，对子口税的条文规定为“……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后一句话似为有误。据耆英进呈的条约文本，“每两加税，不过某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61页）；又据条约英文本，“which shall not exeed per cent”（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08, p. 163），即在具体数额前空格；而1840年8月12日中英第一次静海寺会谈时，马儒翰交给张喜的清单上，该段文字为：“英国货物即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一次纳税者，可遍运天下。所过之税关，不可甚加税。例所加者，应以估价为例，每两不过分。”（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00页）由此可认定，南京条约关于子口税未有具体数字规定，正式文本当为“每两加税不过分”，即在“分”前空格，以准备将来填入。

　　[25]　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33页。“过境税声明”仍未对子口税的数额作出具体规定，仅称英国货物在内地子口，其税“一切照旧轻纳”。又，该声明作为南京条约之附件，在南京条约互换时（1843年6月26日）正式生效。

　　[26]　佐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3页。

　　[27]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29、431页。

　　[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212—213页。耆英在奏折中称，“……酌定善后章程，汇分八条（由咸龄、黄恩彤等人），享经臣等备文明晰照会，该夷酋璞鼎查亦即照复，均无异说，谨将各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由此可见，八项协议的内容由双方互换照会而加以确认，然耆英的清单，档案中没有找到。耆英该折正文又对道光帝历次谕旨提到的事项作出答复：一、关于今后商欠，“善后条款内载明……只可官可着急，不可官为偿还”；二、关于被赦汉奸今后犯法，“至通商后，华民归中国管束，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有罪逃至英馆者，英夷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内地者，中国即行交还……是该民等别经犯罪，自当仍由该管官照例惩办”；三、关于关税，英方情愿按例交纳，“惟称粤海关丁书税役向多陋规，求为查明禁革”，英方亦不得对中国商人交税事“越俎”；四、关于舟山、鼓浪屿撤军时间，英方坚持原议，但称“酌留兵船，不过数只，既不侵夺百姓，亦不拦阻商船，均于善后事宜内切实议定”。五、分年筹给赔款问题。以上仍可视为善后章程八项协议的主要内容。

　　[2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223页。其中道光帝对善后章程八项协议中对今后商欠“官为着追”一词提出异议，要求改为“自行清理”。

　　[30]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95页。

　　[3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303页。

　　[32]　不仅南京条约的签字文本，耆英没有呈送北京，就是该条约的互换文本，耆英亦未送至北京，而是留在广州两广总督衙署。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吃惊地发现了该条约的正本。后归还给清政府。

　　[33]　耆英的这些折片咨文现均已发表，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297—304页。

　　[3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318页。

　　[35]　1841年9月，英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遇风沉船，船上274人中被俘133人。1842年3月，英运输船安妮号（Ann）在台湾台中一带海面遇险，船上57人中被俘49人。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均奏报胜仗（详见Chinese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