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日本派出外交权大臣柳原前光来华，谋求订立条约。这个昔日深受汉文化影响而清朝不放在眼里的小兄弟，如此妄举，使大清国颇不以为然。然当时中国最具外部知识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意与日本缔约。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大藏卿伊达宗诚经两个月的讨价还价，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国近代的条约史由此别开生面：双方均向对方开放通商口岸，双方均都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自由驶入对方的通商口岸……这些不符合西方通行的国际惯例的做法，说明刚刚被从“天朝”体制轰出来的清朝和刚刚踏入“维新”之门的日本，同受各自与西方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影响，都不知道正常的国际关系。

　　时光又过去了许多年。

　　1881年，李鸿章与巴西使节谈判条约。此次双方签订的条约，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互给最惠国待遇而取消了协定关税等内容。此时已距鸦片战争40年，清朝已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典、挪威、德国、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

　　由此看来，问题仅仅能归结于耆英、黄恩彤、道光帝等个人身上吗？中国人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 * *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2]　条约原文中文本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30—33页。

　　[3]　《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82页。

　　[4]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28页。

　　[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19—120页。

　　[6]　《刘玉坡中丞韵珂致伊、耆、牛大人书稿》，《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59—362页。在此信中，刘韵珂还就将来局势提出10项危险因素。

　　[7]　耆英在奏折中称：英方的要求为“一、系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元，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其余虽尚有请求，大抵不出三款之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6页）。耆英大大缩小了英方的要求。他在该折中称：“该夷将请求各款开列清单，交委员塔芬布带回”，此即8月12日中英第一次静海寺会谈中马儒翰交张喜带回的“三大纸”（具体内容可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9—200页），但他没有报告诸如废除行商等项内容。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85页。

　　[9]　耆英在8月17日奏折中称：“谨将酌办各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5页），但该书未收录清单。又，耆英于8月15日致璞鼎查照会，附有关于和约十项条件的清单（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06—208页），估计内容相同。这可能是道光帝第一次全面了解英方的要求。

　　[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14—115页。

　　[1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65页。

　　[1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85页。

　　[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65页。

　　[14]　耆英照会全文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17—219页，所引条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30—33页。

　　[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59页。

　　[16]　此后，在广州入城问题上因条约中英文本歧意而发生争端，详见第8章 。

　　[17]　巴麦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已有此一精神，而给璞鼎查的训令更是明确指出，英国政府“希望英国全权公使要受到中国皇帝钦命全权大臣在一种完全平等地位上的待遇”（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51页）。

　　[18]　巴麦尊致史密斯，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8页。但严先生将发信日期由1842年11月28日误作4月28日，据严先生所据原书（Maurice Collis, Foreign Mud: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opium imbroglio at Canton in the 1830’s and the Anglo-Chinese war that follawe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46）订正。

　　[19]　阿伯丁致璞鼎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58页。

　　[20]　巴麦尊致璞鼎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50—751页。

　　[21]　1841年8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