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页）。由此可见，英方是在最后关头提出片面最惠国待遇要求的，而耆英根本没有识破英方的计谋。至于“主稿”云云，只是在草约交换中的一个稿本，并非为耆英自行撰就之意。耆英在道光帝面前夸大了自己的作用。

　　[6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1页。

　　[65]　在此后的广州入城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广州、福州、上海、大沽（天津）等口岸都成为外国军舰炮口下的危城，在军事上根本无法组织防御。

　　[6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4—325页。

　　[67]　本节的撰写，我参考了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和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在此表示感谢。

　　[68]　由于当时的美国商船都有优于清朝师船的武器装备，护侨根本没有必要；美国在鸦片战争期间大肆贩卖鸦片，颇有取代英国之势，加尼对此仅发布告示，宣称鸦片船若被清政府缉拿，他将“不加援手”。加尼在广州做成的唯一的事是，1841年5月广州之战时，英商奉义律命令于21日撤退，部分美商未走，5月22日美商一侍童胥利（Sherry）被杀；加尼要求赔偿7800美元。祁勒行商出钱，并加价2200美元，共赔偿1万美元。

　　[6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483页。

　　[7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68页。

　　[71]　此事宁绍台道鹿泽长立即禀告刘韵珂、耆英。刘、耆对此均有奏折，道光帝亦有谕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39—540、577页；《筹夷办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第2497—2499页）。从后来伊里布奏折来看，他也同时得到了消息。

　　[7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40页。

　　[7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77页。道光帝此次谕旨措辞更严厉，亦无不准“滋生事端”的条件。

　　[7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684—686页。

　　[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35、747页。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35页。

　　[7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16页。

　　[7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6页。

　　[7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770页。

　　[80]　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4页。

　　[81]　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2页。

　　[82]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1—126页。又，李定一称，美国政府的两份国书为，一是准备觐见时面递中国皇帝的，一是由地方官转呈皇帝的，似为有误。

　　[8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00—404页。

　　[84]　先是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澳门葡萄牙当局要求照此例进行五口通商，耆英召澳门葡萄牙官员至广州，准许照例办理。道光帝接到耆英奏折后，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复。1844年1月22日，穆彰阿等人上奏，对“赴澳货物不必限定担数”表示异议，要求“令该大臣等详细分晰查明声复”。耆英遂于2月25日复奏，说明“不必限以担数”之原委，道光帝再次命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再行酌核。然穆彰阿等人此次提出了更多的疑问。3月14日，道光帝谕令耆英，要其“深虑远谋”，与广东督抚函商后，“会同妥议具奏”。5天后，道光帝即调耆英为两广总督（《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72、335—338、380—381、390—391、396—399页）。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原因，两广总督祁此时患重病，前已给假调理，但病况仍无好转。道光帝遂将其免职。不久后，祁病故。

　　[8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25页。

　　[86]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7—22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p. 354-377.

　　[87]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3页。

　　[88]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17页。

　　[89]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28—429页。

　　[90]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26页。

　　[91]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