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民隐夷情两无窒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317、331页；第7册，第48、103、191页）这一方面是因为英方已经同意了清方最为关切的五口以外不得游历、今后商欠不由官还等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方为了长久的和平，已经考虑英方未来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挽回”之事自然无从谈起。

　　[39]　这一对策最初产生于伊里布、耆英在南京时的商议。后御史雷以诚也上奏此策，道光帝旨命耆英参考。广东谈判正是按照这一对策行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335、354-355、523页；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419页）。

　　[40]　黄恩彤：《抚远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19页。

　　[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78页。

　　[42]　尽管黄恩彤自称完全是自己的提议，但从档案资料来看，祁、耆英、道光帝均有此意图（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78、81页）。

　　[43]　利洛：《缔约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507页。

　　[4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192—197页。

　　[4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391-400.

　　[4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09—213页。

　　[4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46—251页。

　　[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218页。

　　[49]　中英虎门条约第一款规定：“所有钦差大臣、公使大臣画押钤印进出口货物税则例附粘之册，嗣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均奉以为式”；第二款规定：“所有钦差大臣、公使大臣画押钤印新定贸易章程附粘之件，嗣后五港口均奉以为式”，这就确定了“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中英虎门条约的附件地位和法律效用。

　　[5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45—346页。

　　[5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50-353页。

　　[52]　以下引用条约原文，均据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34—50页。

　　[53]　条约英文本无“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一句。

　　[54]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p. 163.

　　[55]　巴麦尊提出，若清方同意割让海岛，可不提这一条件。巴麦尊策划这一条款的用意是，用一部明确的关税则例来改变以往行商吏员百般盘剥英商的状况。按照巴麦尊的训令，新定关税则例的制订权和公布权仍属于清政府，英方仅要求若关税有所变更应于12个月之前通知英方（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5页）。

　　[56]　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6页。

　　[57]　由于当时的俄国还属于农奴制时期，而清朝在北方的旗地中，尚有不少束缚于土地的农民，因而双方都有逃民问题。其次，条约规定，本国境内犯罪的他国人，或他国指控在他国境内犯罪逃回的本国人，都由本国官员逮捕（逮捕权属本国政府），会同他国官员一同审理（审理权共享），审明案情后，案犯由所属国官员依照本国法令量刑惩处（判决权分离）。再次，为了防止量刑的不公，两国就当时大量发生的越境抢劫等罪，在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双方的量刑标准，俾能有所依照。而中俄条约中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是双向的、对等的，因而也可以认为是平等的。

　　[5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1页。

　　[59]　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6页。

　　[60]　义律在照会中提出：“惟从此以后，倘有再允外国之人，在此外别港开市贸易，亦当准英民商船同然赴往。”（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33页）

　　[6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22页。

　　[62]　巴麦尊训令，1840年2月20日，阿伯丁训令，1841年11月4日，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13页，第757页。

　　[63]　耆英在奏折中称：“前此会议善后条约，本系臣耆英主稿，会衔照发该酋，令其复核。该酋于各国一体准赴五口贸易条内，添出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英人一体均沾等句。臣等疑其于现定税则马头内别有要挟，饬令黄恩彤、咸龄向在省夷目屡加诘询。据称税则马头业已议定，断不敢另有要求……”（《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