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而林则徐呢？这个问题可分开谈。我以为，作为一名士绅、一位民众，战后无论以何种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应受到指摘，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程的表现。他们的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应当由当时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来负责。但是，林则徐作为一名赋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善于将自发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日本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来自社会，倒幕又成为改革的前提。由于清王朝此时尚不会即刻垮台，我们不妨也看看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作出反应的精英并不多，其中最杰出的是魏源。他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他书斋问学的平静。1841年8月与林则徐的相会，收到林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研究新课题的转移。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义非今日同类著作能比拟。而该书“叙”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在已知历史结论的人们眼中格外触目惊心，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

　　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前两项直接对应“船坚炮利”，后一项又与清军在战时的懦怯有关。这是曾参与江浙防“夷”事务的魏源，最为直观的反应。他的“师夷”方法主要是聘请“夷匠”，并翻译外部世界的书籍。以今日知识来判断，似可认定，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魏源的思想虽不够充分，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是，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不确定的。在《海国图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师夷”“制夷”的言论，也可以看到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是他用来说明土法“制夷”的生动事例。就是大讲“师夷”功夫的《筹海篇》中，也有黄天荡的故事。如果我们再看看他同时期的名著《圣武记》，便知其思想之游移，似乎先帝们的方略武功亦可“制夷”。至于在此之后的力作《元史新编》，讲的似乎是“殷鉴”之类的道理。

　　《海国图志》就是这么一部庞杂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不同的人读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会。无怪乎“师夷”思想在当时不能行远，而到了后来，决定“师夷”的左宗棠等人读之，立即就有心灵的沟通。

　　与《海国图志》齐名的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是一名学厚识精的官员，鸦片战争中任汀漳龙道，在漳州组织防御。后历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抚。他是总督刘韵珂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帮手，有如黄恩彤与耆英的关系。

　　1844年，徐继畬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搜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1848年完成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更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但是，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这一最最紧要的问题，这部书没有作出回答。而从前面介绍的他弼助的上司刘韵珂战后表现中，我们又似乎可看到徐氏的答复。

　　还有一部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尤详，对基督教的议论也可见其功力，而对蒸汽机的描写在当时人眼中有如天书，其缺点与《瀛环志略》相同。

　　如此评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战后中国所处的险恶局势又不能不对之严格要求。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畬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