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英方应归还舟山。德庇时却提出，若不让入城，便不归还舟山。耆英吓得连忙在私信中告饶，称此事“若有游移，我即无以自安其位”。[40]1846年4月，耆英与德庇时在虎门签订“归还舟山条约”，明确承认英人有入城权利，并称“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41]英方当时未发现，因条约内无具体时间规定，清方可以“时形”为由，无限期拖延！

　　战后的广州常有民“夷”冲突发生，耆英为避免衅端，对策不无抑民护“夷”之嫌。1847年3月，英人6名在佛山遭石块袭击，德庇时以此为由派军舰内犯。4月2日，英军攻占虎门，钉塞827门大炮的炮眼，4月6日，占领商馆，作出进攻广州城的姿态。最怕动兵的耆英，立即照会德庇时，同意英方的一切条件，其中包括两年后即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42]

　　此后，当年12月又爆发黄竹歧事件，6名英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包围村庄，斩首4人，15人送交审讯。这种处理结果使英方感到满意，却使道光帝产生怀疑，这些“夷”人跑到黄竹歧干什么去了？[43]

　　一系列的事件使耆英对自己的驭“夷”能力发生怀疑，南国名城广州在他心中已成险境。想到1849年英人就要入城，头皮就一阵阵发麻。1848年2月道光帝命其春暖时分进京，其职务交徐广缙护理。对此，一些人认为是道光帝对他不满，另一些人称是耆英委人在京活动所致。

　　是年6月，耆英回到北京。7月，道光帝免其在广东的职位，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等事务。11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他在京的日子看来过得悠闲潇洒，因为他还得到一个肥缺——崇文门监督。

　　道光帝死后，耆英倒霉了。咸丰帝召见时，他历言英国可畏，应事周旋。新皇帝闻此不悦。耆英轧出苗头不对，连连以病乞假。而咸丰帝于1850年12月对其动大手术，降为五品员外郎候补。其后，又因坐子罪，革职圈禁。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咸丰帝想起这位主张和“夷”的耆英，授其侍郎衔，参与天津谈判，临行前亲授机宜：以钦差大臣桂良等人为第一线，若不能成交，再由耆英出面稍加让步，即可成功。咸丰帝对其这一幼稚园水准的外交手法十分欣赏，耆英亦因复出而感恩涕零。他自以为凭其多年在广东与“夷”人的老关系，英、法多少会买他一点面子。谁知一到谈判桌上，英、法因其无钦差大臣头衔仅派几名翻译应付，而这些年轻的“夷”人，手持攻陷广州时搜获的档案，当面念起耆英当年奏折中咒骂“夷”人的文句。年近七旬的老人受不了这般羞辱，面红耳赤地离开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正一肚子火气，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耆英在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军事上无法对敌，应竭力避免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他的这种苟安政策，又何以救大清，救中国？

　　黄恩彤到广东后，官运亨通。因中英虎门条约订立，迁广东布政使，因中美望厦条约订立，赏戴花翎，加二级纪录，因中法黄埔条约订立，于1845年2月升广东巡抚。他聪明干练，耆英倚为臂膀。法使拉萼尼也颇欣赏其风度，认为他是首任驻巴黎公使的最佳人选。[44]

　　我们不知道黄恩彤若真至法，能否产生后来郭嵩焘使英那样思想巨变，但从他留下的《抚远纪略》、《知止堂集》中，找不到任何有益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料。他最根本的观点是，英国人是绝对打不过的，只能“抚”，“无事则抚以恩，有事则折以信”。[45]他对广州民众抗英活动极反感，力主镇压，民众的揭贴也对他毫不客气：

　　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

　　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46]

　　“黄烟筒”是粤语黄恩彤的谐音，“治鬼无方法”一句也颇中击要害。他和耆英的那种“柔夷”手段焉能“治鬼”？

　　1847年1月，黄恩彤因违例奏请年老武生职衔而下部议处。吏部议降三级调任，按道光朝的一般做法，黄应获降三级留任，以后很快开复。道光帝却将其革职，调徐广缙为广东巡抚。[47]《清史稿》称道光帝不满黄对外软弱，借细故发作，并隐喻给耆英一个警告，但没有更多的证据。

　　黄恩彤被革后仍留在耆英身边，获六品顶戴。耆英召京后，旨命交徐广缙差遣，一年后去职。他在山东家乡办过团练，抵御过捻军。1858年曾奉召伴随耆英参加天津谈判，但他赶到天津时，条约已签订，耆英已拿问。他活得很长，据说于1882年死去，但没有资料证明他的“抚夷”思想有何变化。

　　除了自杀的裕谦，以上12人均是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从这12人战后的经历来看，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几乎是没有反应，剩下的5人又可分3类：一是耆英、黄恩彤的“柔夷”；二是刘韵珂的阴制；三是林则徐的对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则在三者间游移。作出反应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黄、刘等人若放缺云贵川或陕甘新，会否像琦善等人一样麻木？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