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部队，这也是亚洲国家最早使用装甲部队的战例之一。

关于日军装甲部队在上海的战斗，中日双方都有较多文献进行描述。日军参战的装甲部队，前后期分属不同部队。在战争后期日军投入战斗的是重见伊三雄指挥的独立战车第二部队，使用从法国进口的雷诺NC-17战车和日本自制的89式战车，多次充当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也在战斗中成为中国炮兵重点打击目标，颇受损失。这一阶段中国军队与日军装甲部队的战斗，萨曾在《火焚巨兽》（收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书中）一文中结合日本史料进行过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叙。

日军在战役前期对中国军队颇为轻视，投入战斗的战车为海军陆战队轻装甲车队，指挥官为世川涛平大尉，使用车辆型号为英制M-25轮式装甲车。这种车辆是日军感到驻上海的陆战队在市区的战斗中缺乏重装备而于1931年从英国购买的，共计10辆。在初期作战中，由于十九路军各部缺乏与战车作战的经验，这种状似甲虫的装甲车曾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杀伤。

这是《朝日新闻》描述介绍十九路军工事的报道。这种堑壕战后来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重要手段。

这种车辆本为英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机场警戒和殖民地防暴任务而开发，尽管适合城市巷战，但火力与防御在正规军的对抗中都稍显差强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并非仅仅日军出动了装甲部队，中国方面的战车部队也曾登场，构成了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维克斯M-25轻装甲车，重2.5吨，装甲厚度5.5毫米，顶部设有国形炮塔，内装备7.62毫米MK-Ⅰ重机枪两挺（向后方也可装备两挺但一般不装）。

二

1月29日，日军对十九路军的战斗在闸北爆发，在这一战中日军即广泛使用了M-25维克斯轮式装甲车作为开路先锋。

战斗在闸北爆发并非偶然。日本军事作家高桥升这样描述当时上海的局势：“日本的侨民，1932年在上海已经达到326,000人，集中于虹口、北四川路一带，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侨民占全体的一半。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本部设于北四川路北部，西边属于中国管辖的街区就是闸北。”

因此，驻扎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就成为了驻沪日军的眼中钉，借口护侨，要求中方将反日情绪强烈的78师区寿年部撤离闸北。双方在这里争夺的核心是纵贯闸北的淞沪铁路。日军在开战前已经控制了铁路北端的天通庵火车站，而中国则控制着由此向南的铁路沿线和南端的上海北站，双方各以这两个车站为中心部署阵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夕，尽管在日军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但不等78师部队撤离，试图以此为借口迅速占领上海的日军即发动攻击。

战斗开始后，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宣称，靠他手中的五千名陆战队，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控制上海。

如果考虑到九一八事变时沈阳的中日军力对比，盐泽的想法一点儿也算不上狂妄。

在北四川路战斗中的日军装甲车和摩托化部队

日方记载是这样描述战斗开始情景的：“作为‘掌上明珠’的装甲车，被一辆一辆部署在各处攻击阵地，战车引领着身穿海军制服的陆战队士兵勇往直前。上海街道铺装良好的道路给轮式战车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貴重な装甲車両である本車は1両ずつバラバラに配備され、ネィビ一ブル一の軍服に身を包んだ陸戦隊兵士の先頭に立ち活躍した。また上海市街の舗装路は装輪式の本車の行動を容易にした。）”

日军的阵容，是将海军陆战队沿南北走向的北四川路一字排开，主力为驻沪海军陆战队第1、第2、第3大队，指挥官为鲛岛具重男爵。鲛岛设前敌司令部于北路小学校，以第2大队于北方天通庵方向青云路与天通庵路方向进攻，压制中国军队侧翼；第1、3两大队主力则集中南线，在维克斯装甲车掩护下自东向西发动攻势。

在北线天通庵路和青云路方向，由于地形的关系，双方的炮火都能够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所以，这里的战斗只是一种陪衬。尽管如此，战斗打响后，这里的日军依然遭到顽强抗击，经过一个半小时战斗阵亡藤田、政门两少尉以下二十余人。29日，看到全面攻势已经受挫，11点30分“全部队向铁路线以东复归”。

真正激烈的战斗在南线爆发。

南线，北四川路西侧即为十九路军控制的闸北阵地，吴淞铁路与北西川路基本平行。在北四川路和铁路之间，有五条基本与其直角相交的道路将两者相互连接起来，分别是横滨路，宝兴路，三义里（广东路），虬江路，靶子路。78师师长区寿年料到一旦开战日军必试图切断淞泸铁路，因此在道路的路口都设置了街垒阵地，以翁照垣旅重兵扼守，意图依托市区建筑阻击日军的阻击。事实证明区寿年的判断完全正确，日军果然将部队分成五路，在战车的掩护下同时沿五条街道发起了攻击。

他指挥的部队此时堪称扼守国门，日军在他的阵前猛攻一个多月，始终无法突破闸北防线，有人认为从一二八的战绩上看，这位粤军名将比他那个在中国足球队镇守国门的孙子区楚良表现要强得太多了。

在日方对此战的记载中，至今坚持，战斗是由于日军移防经过十九路军阵地双方发生冲突而爆发的。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