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于“北方重化”的管理，本来龚歆是分管工业经济的副省长，但是他对“北方重化”的事却无权过问。龚歆几次要求将“北方重化”交给自己分管，庾明就是不答应……

　　听到这儿，军红的舅舅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前领导体制下，“一把手”是很不好当的。如果管的多了，副职就会说你揽权，独断。但是，如果把事权都放下去，又难免让副职架空。为此，对于一些敏感的部门，不少一把手不得不亲自抓。这是很正常的。在一个班子里，“一把手”负主要责任。分工也是由“一把手”定的，人家管哪些事，你副职凭什么说三道四？再说，你龚歆三番五次地向人家提出要管理“北方重化”，这不是明显地要权吗？要是在文革中，这就是篡班夺权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是，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一个龚歆说说不算什么，如果加上一个吕娴，两个人一齐来部里告状，这庾明就有口难辩了。起码，你作为一把手，没有稳定住班子局面吧！缺乏驾驭能力吧！

　　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自己作为军红的舅舅，又是在这么个位置，不能不提醒庾明一下。

　　一般来说，身在仕途的人一旦听到不利于自己前程的消息或者是听到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信息，应该特别敏感，立刻追问或者深究这种信息的来源才是。如果庾明是足够精明的人，听到这个信息，也应该立刻赶到军红的舅舅那里，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起码，对人这提供这么重要的信息表示一下谢意。

　　然而，庾明却是这么想：我没什么毛病，她去告状又能把我怎么样？

　　这种梗直的性格，在一般人看来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在官场上，这种性格就要吃大亏了。

　　是的，那些一身正气的官员，那些心胸坦荡的君子，遇到恶人告状时往往是采取这种态度的。这种态度不失为正常，也不失为正确。然而，采取这种态度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周围的同事，你上面的领导必须是足够正派才行。如果你的同事正在给你设绊子，如果你的上面正要处心积虑的修理你，这种态度无疑就是犯傻。无疑就是一次失误。

　　现在，庾明已经不是“北方重化”的总裁。他的周围，也已经不是老金、杨总裁那些志同道合的好哥们儿了。在省政府班子里，那些老副省长一直配合他、支持他工作。可是，这个刚刚派来的龚歆，为了与他争夺“北方重化”的管理权，已经心存芥蒂了。再加上那个吕娴火上浇油。彼此的矛盾几近公开化。现在，对方已经下手，采取了告状的行动，他庾明还在那儿相信自己的正派，相信上级的公断，这岂不是傻透了腔儿？

　　他这种态度的最大失误之处，就是他没有认清自己的上级已经不再只是关心他、支持他工作的省委书记，他的顶头上司，是正在考核他的昔日政敌——老杜。

　　老杜，何许人也？是几年前将他从市长位置上赶下台的人物。即使他当上了省长，老杜也没有服过他的气；况且，最近，在破获李英杰笔记本遭劫的案件中，他庾明竟动用省公安厅的人，将他的儿子杜晓龙当作犯罪嫌疑人抓了起来。这岂不是新仇旧恨集聚在了一起？人家正负责省级干部考核的事儿，你们省政府班子里的副省长来告状，还不让人家逮个正着？

　　我们的庾明啊，人太梗直，也太傻气了！

　　最致命的是，他从北京回到省城，竟立即召开了一次政府班子会议。这次会议上，冠冕堂皇的内容是汇报进京项目的工作，传达国务院领导对项目的重要指示，实际上，是庾明对个别人的警告。他说，目前工作很忙，大家都很辛苦地，但是个别人没有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忙于争权夺利；为此不惜上访告状。最后，他还严厉的警告某些人：我庾明堂堂一男子汉，做事正大光明，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来，如果暗地里搞小动作，一旦让我发现，决不轻饶！

　　最后，他擤紧了拳头，重重地敲在了桌子上。这一个动作，让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吕娴。

　　第260章怪事？

　　北京，长安大街。

　　一辆高级轿车，驶过了金碧辉煌的**城楼。

　　车上的省委书记、庾明和杨总裁正高兴地议论着项目，杨总裁的手机响了。发改委的领导提醒他：“老杨呀，中央领导已经到会场了。你们赶紧把证件准备好。进入新华门时，要接受安检……注意，车速再快点儿啊！”

　　几个人赶紧停止了议论，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证件。

　　中央领导听了新重化装置的枪研制情况，特别高兴。他们对庾明这种依靠科技进步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思路非常赞赏。在会上，中央领导亲自拍板，李英杰的研究成果列入到“振兴”计划项目中，并给予足够的资金投入。但是，中央领导指示庾明：“我们主要看的是市场，看的是新产品的收益。希望省里不要在控股权上考虑太多，只要是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合法经营，照章纳税，谁对企业控股都无所谓。你们省是个工业大省，国有企业居多，民营经济发展不如南方省份，在扶植新产品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调整所有制结构，不要把高、精、尖的好东西都拢在国企手里。”庾明一边听着，一边认真地记录着。这时，他想起了临来时杨总裁为控股权焦虑的情形。他想，如果这家企业的控股权真要是落到孙水侯或者是德国公司手里，杨总裁和老金接受这个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