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警方是想拖一拖，看看结果，看看政策走势。”

秦处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跟红川警方协调一下，要传唤就传唤，要撤案就撤案，实在吃不准也可以向最高检最高法寻求司法解释。其实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是刑法没有禁止的，你是定不了罪的，这一点他们个个心里都清楚，只是有人举报，警方就得受理，不能没这个过程。这案子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挡道儿了。”

车子又开了，但是车速很慢。焦干事说：“先谈后传，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也肯定会被反华势力渲染成政治迫害。”

秦处长说：“以现在的情况，警方选择刑事传唤最为恰当，不说有罪没罪，只是传他到案说明情况。如果叶子农拒不回国应讯，那是抗法，必要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如果他回国应讯，那就有罪定罪，没罪就谈，也可以采取限制出境。”

焦干事说：“传唤先于谈话，顺序合理。刑事传唤至少说明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对降低负面政治影响有利无害。”

汽车一会儿遇到堵车，一会儿遇到红灯，时走时停。张志诚一边听，一边思考，就这样过了好久。在离机关办公楼只有几公里的时候，他说：“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小焦跟他们一起回去，老秦跟我去刑侦局。”

焦干事回答：“明白。”

秦处长说：“好，我开车。”

焦干事开车下了主干道，拐进一条不宽的小街，找个空当停下车，跟在后面的车见状也停下了。秦处长走到后面的车前跟周秘书说了几句，然后回来坐到驾驶座位。张志诚也从后座下车了，坐到了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于是，两辆车分别按各自的路线开走了。

秦处长把着方向盘笑道：“咋样，这不算形式主义吧？”

张志诚笑笑，然后困惑地说：“这个叶子农……我怎么觉得那么蹊跷呢？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突然发生了呢？太突然了。”

秦处长说：“这一点我也想过，可NRG联盟的公告总是事实吧。因为慕容久在红川跟叶子农待了一个月，我想过从方迪这里作为切入点了解点情况，可慕容久这种人根本不关心政治，叶子农真有政治上的动作也决不会让慕容久知道，他们之间也没这个基础。”

张志诚说：“我看了这段，刑法将来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现在还没增加，只要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当面对质还是出卖，都没法律问题。这小子虽然挺赖，但他还是有分寸的。还有个疑点，如果他有心政治，会不会为罗家的事去冒涉嫌犯罪的风险？拿几个钱表示一下就行了嘛，既安全又体面。”

秦处长说：“传他一下。他敢不敢回来，也许就是鉴别真伪的分界线。”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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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农在有心无心地看书。

说有心，因为看书、思考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就像抽烟喝茶一样平常，与工作无关，与生存、事业、成就……统统无关，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仅仅是生活方式。生活中有人嗜烟，有人嗜酒，有人嗜棋……而他则嗜好认识社会结构的因果真相。他从一开始的要弄清楚父母的信仰是什么，逐渐由惯性到习性，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尊卑贵贱，只有查不完的资料，解不完的题。

说无心，因为他与沃尔斯见面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从时间推算他觉得就在这几天该发生点什么了，一定会的。他在等，等那个每个下一秒都有可能响起的门铃声，这使他看书时总是不能完全集中精力，总要分出一条神经留意门铃，这很烦人，让人难得清静。叶子农清静惯了，不是那种生活在繁杂事务中的人，喜欢有事说事、没事待着，不喜欢总被个事牵扯着，不管是福是祸，早点了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窗外冰天雪地，而叶子农的卧室里却温暖如春，床上摆满了书。

叶子农很少在书桌上看书，习惯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看书，因为书桌的面积太小，不够他铺张的。他每次看书都是从一本书开始，然后查资料、查词典，床上的书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摆越多，特别是工具书，有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有医学、人口学，而这些工具书又分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通常为了弄清一个概念就要花费很大精力，不但要分析和比较各种版本的解释，更要出离字面去理解概念的本质。

床沿放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贴着一大一小两个标签，左上角的小标签写着“人性与社会”，是这个笔记本的类别。中间的大标签上有三行字，第一行是：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区别。第二行是：人性在经济规律中的作用。第三行是：人性与制度设置原理的关系。这三行字是“人性与社会”这个大类别下的关注重点，即研究方向。

将近傍晚的时候，叶子农看书看累了，眼睛酸胀，就去喝茶休息一下，也就在这时那个让他一直留意的门铃终于响了。

叶子农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

来人却讲的是普通话：“请问是叶子农吗？”

叶子农回答：“是。”

来人说：“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请你下来一下好吗？带上护照。”

叶子农说：“稍等。”

叶子农穿上棉衣带上护照下楼，楼下门口站着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出示了使馆人员的工作证件，也看了叶子农的证件。

确认身份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拿出一张传真件，说：“我们受中国警方委托，向你送达红川公安局的刑事传唤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