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还没散尽，北京农业大学的梧桐道上落着昨夜的雨，林雨潇把报告紧紧揣在怀里，帆布包的边角被水汽浸得发沉。

他要去找系主任姜燕飞，这份凝结了三个月南岭调研心血的报告，是他能想到的、把基层声音递上去的唯一办法。

姜燕飞的办公室在系楼三层，窗台上摆着两盆绿萝，叶子上还挂着水珠。

林雨潇敲门进去时，老教授正对着一摞教案写写画画，见他进来，推了推老花镜：“雨潇啊，这么早过来，是南岭的事有眉目了？”

林雨潇把报告递过去，指尖还带着点紧张的凉意：“姜老师，我把南岭的承包情况、农户收入数据还有遇到的问题都整理成报告了，想麻烦您看看，能不能帮忙转交给上级部门。”

姜燕飞接过报告，封面“关于南岭地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研报告”几个字写得工整，他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南岭村人均年收入较承包前增长147%”的数字上，眉头微微动了动。

他没说话，一页页往下翻，从粮食产量对比表到农户访谈记录，再到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建议，字里行间都是实地调研的扎实劲儿。

“数据都核实过了？”姜燕飞抬眼看他，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

“核实过三遍，每户的账本我都看过，还跟村会计对了粮食征购记录。”

林雨潇攥了攥衣角，“有些老人说‘地里的收成终于能自己说了算了’，我觉得这话比数据更实在。”

姜燕飞点点头，拿起笔在报告扉页写下几行字：“北京农业大学关于南岭地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研情况介绍，建议上级部门予以关注。”

末了，他一笔一划签上自己的名字，抬头对林雨潇说：“这份报告我会亲自转交学校，让校办优先递到教育部，再往国家层面转。你做得好，搞农业研究，就得脚踩泥土，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

林雨潇走出系楼时，雾已经散了，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地上，像撒了一把碎金。他没想到，这份报告后来会辗转送到国家政策研究室，更没想到，会在那里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政策研究室的会议室里，长条桌两端坐满了专家教授，报告被复印了十几份，摊在每个人面前。靠窗的位置，研究员沈念欢手里捏着笔，眉头紧锁地听着对面人的发言。

“这种承包责任制，本质上就是分田单干，是私有制！”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把报告往桌上一拍，声音提高了几分，“我们搞社会主义这么多年，就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现在把土地分到农户手里，这不就是‘辛辛苦苦革命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吗？”

“李教授，不能这么说。”另一位年轻些的研究员立刻反驳，“报告里写得很清楚，南岭搞承包后，粮食产量翻了近一倍，农户不仅能吃饱，还能有余粮卖。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现在日子好了，怎么能说回到解放前？”

“好日子也不能靠私有制！”

李教授激动地站起来，“土地是集体的，生产资料是集体的，现在把集体财产‘包’给个人，长此以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会动摇，上层建筑也会受影响。这不是姓‘社’，是姓‘资’！”

会议室里顿时吵了起来，有人支持李教授的观点，认为承包制会滋生资本主义；

有人则觉得应该从实际效果出发，不能拘泥于理论教条。

沈念欢一直没说话，他反复翻着报告里的农户访谈记录，其中一段让他印象很深——“以前在生产队，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有心思好好种地？现在包了地，起早贪黑都愿意，因为收成是自己的。”

等会议室里的声音渐渐小了些，沈念欢才开口：“各位老师，我觉得光靠报告里的数据和论点不够，我们得去实地看看。这份报告的作者林雨潇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在南岭待了好多年，不如我去找他聊聊，再请他带我们去南岭，看看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这个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亲眼看到南岭的变化，才能对承包制有更客观的判断。

几天后，沈念欢来到了北京农业大学。他在图书馆找到了林雨潇，彼时林雨潇正在整理南岭的土壤样本，桌上摆着几袋褐色的泥土，旁边放着记录本。

“林同学，我是国家政策研究室的沈念欢。”沈念欢递过工作证，笑着说，“想跟你聊聊你写的那份关于南岭的报告。”

林雨潇又惊又喜，连忙放下手里的样本，把沈念欢请到图书馆的休息区。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调研时的细节：“沈老师，您想问什么都可以，我在南岭的时候，跟村干部、农户都聊过很多，还有些账本的照片，我也存在相机里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林雨潇把南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沈念欢听：从最开始农户对承包制的犹豫，到苏弈晨带头试点，再到后来全乡推广后的变化；从张家老太家的粮仓多了两袋米，到李家大叔买了新的耕牛，每一个细节都讲得真切。

沈念欢听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听到农户收入增长的数字时，他停下笔问：“有没有农户反对承包制？或者遇到什么问题？”

“也有。”林雨潇坦诚地说，“村里有几户老人，习惯了集体生活，觉得承包后没人管了，心里不踏实。还有就是农具的问题，有些农户买不起大型农具，还是得跟集体借。

不过苏书记说，以后打算把集体的农具集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