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无分大小，总是看商人的钱财办事——甚至向商人强行借贷，或默许盗匪打劫商家店铺，或用女色设圈套，总之要让商人有求于己，从而依附于己——这些富商家族的命运要靠当地官府的支持，当地庙宇规模之大小即是富商感恩戴德的证据。官府之所以愿意跟商人同声气，是因为粮食能否从广西顺利运到广东珠江三角洲，在经济上事关重大。官府的支持能使生意平顺、生命安全，做买卖不必担惊受怕20。商人的影响靠着官吏居中疏通，甚至能上达天听，若遇歉收，或能得免赋税。商人自有盘算，钱能使乡里不受盗匪侵害，这些人若是没拿到钱，就会劫掠粮食、牲畜，甚至绑架家人21。

这些富人家保留自己的方言，还以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地方的团结。他们在本地兴建水利、筑堤围栏、造桥铺路、修建宗庙祠堂（有的祠堂高达五层），还兴办学校、书塾，在客家人与非客家人中间提高名望。王作新请来作证指控拜上帝会的所谓“乡民耆老”就是这些人。22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家是在金田。金田坐落在桂平与紫荆山之间的水陆要道，土地肥沃，农产丰饶。这个家族找了七十人来当团练中的“耆老”，其中有不少客家移民。他们以开采铅矿、开当铺、农耕而致富23。这些身为“耆老”的家族为保家势盈泰，对族人的开支花费有极为严格的规定，从紫荆山脚下古城村一个家族流传下来的族谱便可清楚看出。家法中禁止族人嫖妓、赌博、酗酒、吸食鸦片等，违者将以“监禁终身”论处，这种严格的家法约束与后来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所订的戒律有颇多相类之处。他们以“金”为计量单位，规定控制家族开支的管理细则，一“金”大致相当于一个穷手工工匠或农民一个月的工钱，而在富裕地主或商人来说，则是微不足道了。

以家族出费而论，娶媳妇不可逾三十金，嫁女儿不可逾二十金。私塾束脩与嫁女儿相当。应试与娶媳妇同。可邀至亲好友吃饭吃酒，但不收礼，不可邀太多宾客。就丧葬费用而言，家有老人去世，花费不逾四十金。其他丧事，不逾二十金。丧葬仪式不用器乐，不备祭品，棺椁出门不用佛事。家务事依此原则处理……每月家储稻米不逾七百斤（约五十公斤）。柴薪每月不逾一千五百斤。燃灯、食油之用，每月不逾二十斤，盐不逾十斤。酱油、醋、茶叶不逾两百个铜钱。每日菜蔬不逾一百个铜钱……若有人在村中或市场上出头露面，建庙聚敛钱财，祭祀神灵，就不能为其留名。因其已犯家规。至于建桥、铺路、做善事，凡有益于众者，量力相助。24

如此的精打细算也更增其在乡里间的名望，也有余钱来组建团练和地方规划。这和紫荆山区的山地村落情形不同，显然，这并不利于拜上帝会招募成员25。

而且，带领团练的阶层还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神气，他们以朝廷的名义来施行地方的法律秩序：当上团练的领头就是当地精英的一员，是当地的精英就会来带领团练。这些人标榜自己“爱民如子，敬官如父”26；他们用来辨识、孤立、惩戒天地会会众的方式，也同样用在拜上帝会会众身上；在处理这两类情形时，其实需要做更仔细的分别，而非只用像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以及科举功名为依据。

保甲（即村一级的户籍登记单位）法不分贫富、智愚，将村民混在一起，编成村社组织，所有规则一体适用，无分阶级，不论读书多少。将所有人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就如同将鸡鸭飞鸟同一栏，羊狗虎豹共一圈。每个人都可觉察彼此背景各不相同，相互猜忌也是显而易见。若要将人组织起来，应先将同属之人相聚，签下一纸契约，方能同心同德。也就是说，透过这纸契约，他们方能各尽其力，以尽其效。27

为让这套分类更形适切，村庄这么定规矩：村民须能分辨谁乃“才智双全”之士，谁是“愚昧无知、胆小怕事”之人，谁是“犯上作乱”之辈。相关分类又划分“胆小怕事”、“通晓事理”和“喜欢惹是生非”人等，而所谓的“惹是生非者”则特别指流窜于广东境内的盗匪。28

村子里的“客人”——这可指客家人，有时也指别地方来的人——查得特别仔细。若是发现他们与匪盗有牵连，就会被赶走。村里每个人都须按姓名、籍贯、家庭成员、职业、人际关系、婚姻状况、系本地人或外乡人等进行登录。只要为全村所信任者，则嘉以“核定”标签，门楣上还挂了官府文书。而不值得如此信任的人，就没有这种证明，尚待进一步考核29。有些极有钱势的人家不符合这个标准，像是金田的韦家，他们被这种查核方式排除在外，不得加入团练，所以他们也不愿为当地公益事业捐助，还入了拜上帝会30。

官府与地方团练关联密切，虽然带领团练的人不见得是秀才，但秀才多半在团练里头很有分量。而有了功名的人也很少加入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会众也有许多能识字，但这些人大多是科场失意，或是靠着粗通文墨而在社会边缘讨生活：有些是在官府衙门谋差的小吏，有些凭着粗通律例帮人打官司，有些略通医理，四处行医，有些则是当铺老板、商店伙计、小业主，甚至还替有些热衷功名又无望中考的人去代考。31

冯云山拘押在桂平县衙的监狱中，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此时洪秀全甫抵赐谷村的黄家。冯云山所受之指控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