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上协助翻译，他觉得太平军“诚实有礼”。太平军得知法国人有意会见太平天国首领，花了一天的时间做决定，但在日落之前送来肯定的答复38。

翌日清晨，太平军向道牵马候在岸边。布尔布隆的秘书、葛必达、协助翻译的汉语教习以及两名船上的军官跟着太平军上了路。太平军的旌旗猎猎作响，他们在旌旗簇拥下，骑马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沿途有锣声开道，行经南京外城墙，最后经西门入城，又沿着宽阔的大道走了好几里路。许多房屋毁于大火，间杂其中的店铺也关了门，悄无声息。妇女三五成群，有些人穿着华丽，背着从河岸边圣库中领来的大米前往女营。在葛必达眼里，她们流露出“平静的隐忍，无疑有些忧伤，但以她们必须做的各种牺牲而言，她们的不悦之色要比料想轻得多”。39一队三十人的少年衣着鲜亮，骑着骏马拥着这些法国人，他们是太平天国首领的孩子。路上还有一个男子靠近葛必达神父，把掌中的念珠向他一亮，迅速划了个十字，证明了在南京城拜上帝会会众里头还有天主教徒。40

其他一些彰显太平天国秩序之事也让这些法国人印象深刻：抽鸦片的人被枭首，挂在城墙上的笼子里；不断刊印《旧约圣经》前五卷和《马太福音》，并以这些经文和其他宗教典籍举行新式考试；妇女在寒冬索求衣物，并从圣库领取；女营中灯火通宵达旦。在南京城里根本不可能买到太平军服饰，因为没人会拿银两买卖这类货物，说明了太平天国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天王洪秀全每日祷告两次，各放炮十响。太平天国信众在祷告礼拜时也都面露诚意，让这座城市弥漫着一种神圣的气氛。41这些法国人终被传唤进入会客大厅，拜见太平天国官员。外头街道颓败凄凉，屋内则截然不同，其间的反差让他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以对：

火炬照亮大厅，借着火光，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大厅两边站着观看；在我们面前，大厅另一端是要接见我们的两位大臣。他们身着蓝缎长袍，袍子上（尤其是胸）绣着华丽的图案，色彩绚丽。两人脚蹬大红锦靴，头戴镂金冠冕，表情严肃而高贵，在他们身后还有大批侍从排成一列。总而言之，这些阵势都使这场会见显得富丽堂皇……42

会谈的气氛让人乐观，太平天国的官员谈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天王及其涤荡偶像崇拜的使命，并称法国人为“朋友”、“弟兄”。他们答应，布尔布隆不但可与他们最高阶的大臣会面，如果他确有“谈判诚意”的话，还可以觐见天王本人。43

布尔布隆于12月10日入南京城，他碰到与文翰一样的外交困境：太平天国的代表是太平军主将、洪秀全亲信秦日纲，他高坐台上，示意法国使团成员坐到底下的一排椅子上。这种轻慢实不可忍。布尔布隆要求台上摆一张与秦日纲所坐一样的椅子，但为秦日纲所拒。这场会见眼看就要取消，双方各让一步——两人和各自的随从在隔壁进行“非正式”晤谈。布尔布隆详细问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寻求让在太平天国治下的中国天主教徒得到善待的承诺，并提醒秦日纲，法国在目前冲突中保持中立，且法国与清廷先前订立的条约对咸丰皇帝仍具效力。他没有明确提出要与太平天国缔结新的正式协定。44

法国人的含蓄，加上称咸丰为“皇帝”，令太平军将领勃然大怒——太平天国只以“皇帝”之称敬奉上帝。狂怒落到葛必达身上，他被召去和太平军官员进行一场特殊会见，饱受嘲讽谩骂，布尔布隆则逃过一劫。太平军的道理难以辩驳：既然这些法国人如此尊敬咸丰，他们必定是其友；既然他们是咸丰之友，则必定把太平军当成逆贼；既然他们视太平军为逆贼，那他们就与太平军为敌；由此可推而断之，“为助汝友，前来探查，探吾之虚实”45。

经过几日杳无音讯，“加西尼”号在12月13日收到一封北王亲笔书信，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个更强硬的新立场似的，“命令”法国人拜谒官邸，接受北王“口训”。布尔布隆不接受太平军这种用语和口气，承认此行使命失败，遂于1853年12月14日起锚返回上海。46

但是布尔布隆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最后报告中，他比之前的文翰心情来得轻松。布尔布隆承认在宗教、外交两方面，他不算达到他期望的成果，但却仍然认为他搜集到的新情报足以弥补那些挫折：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看到这次革命运动的力量，它许诺要在这个依循传统习俗、一成不变的庞大帝国中，完成一场毕宗教、社会和政治之功于一役的彻底改变。不论对它的成功有何疑问，不论民众的漠不关心和满清的力量将给这场叛乱的取胜设下什么障碍，我心里很清楚，这场动乱性格与规模之宏伟。其领导人可能狂热或野心勃勃，但他们深信事业必成，他们不仅敢作敢为，而且信念坚定，组织强固，且精通韬略。总之，他们具有一种胜过对手的道德力量……47

至于德·普拉斯，他一回到上海就得知将有另一艘战船来取代“加西尼”号，他本人则被召回法国：他觉得自己支持天主信仰的使命已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见母亲一面，他在一路上几乎每周都写家书给母亲，令他高兴的是，母亲的回信也都能尾随其后，送到他手里：

（1853年）12月27日于上海“加西尼”号上母亲大人膝下：“加西尼”号的返航因故略有耽搁，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