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

那童贯跪在宫门凶位，与那宋正平恶讨一个公道来。

但这公道却是一个不好讨，并不是因为这公道难讨。

自古以来，这最难说的就是这公道二字。能说清楚就不错了，更不要说去讨来。

为什么说难？

首先，你的能说清楚什么是公道？

倒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公道的糊涂官司。

若说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每个人心中所谓的公道又是什么呢？

估计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公道。

无他，利益使然。

一件事情一旦与利益纠缠，那就和公道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那么公道是属于道德范畴之内的事吗？

这个麽。也没办法说。因为道德这玩意没有什么标准的规则，一切在乎于人对这件事物的判断。

所以，道德、公理，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属于精神的构成部分。

穷困潦倒的人觉得富有者不道德，觉得均贫富才是公理，才是公道。

那么反过来再看，把地主富户都杀了，田地财富都给分了，劳苦大众就都能富有了吗？

显然，这是一个可笑的，而且是很可悲的答案。

因为没有了利益的驱使，大家同工同酬，自是出工不出力的多些。人性尚私麽，都想多吃多占，得不到就摆烂。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不过，长此以往社会发展会停滞不前，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

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伟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但是，用追逐利益就是完全正确的吗？也不能说全对，任何事无论好坏，都不能说绝对和完全。只有一个度的问题。

过分追逐利益，是能让自己富有。但，绝对会让人只屈从于利益，而不断降低自己的底限，一直到没有任何的底限。

这点很明显，现在的道德危机、信任危机、欲望放大皆源于此。

如果所有的成功都是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话，那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的崩溃，那会在谈什么公道，绝对是一个很扯淡的事？

就这朝中非份之达的吕维而言。初始之心也不能说出一个坏字。毕竟“清君侧，正君威，而达君正国强”总好过朝堂争权夺利，群臣胶着一团，什么事都干不了。

倒是路途走的远了，便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罢了。

人，是很容易迷失的，也是最容易被自己的欲望左右的。

比如这官家，因为惧怕再有那“烛影斧声”之事，而倾权与吕维一样。

只不过是使出一招“借钟打鬼”，借助吕维去瓦解宗族集团和党争的威胁，巩固皇权。

所谓的公道，却只是一个他们相互保命的筹码。

息事宁人吧！在个人安危面前，公道也只能遵从于自己所在处境的判断而已。

宋正平一家冤不冤？皇帝自然是最清楚的。

然，清楚归清楚，但是也得装糊涂。只能硬撑了说一句“不可变”。

正如那康王面南之后，便下了严旨：“蔡京、岳飞，不可赦”一样。

有人说，岳飞不是昭雪了么？

我也曾翻遍了宋人文录、野史。南宋共存在百五有二，经九帝。倒是无一人为岳飞昭雪。

有人说了，岳飞已经平反了的。要不然秦桧、万俟卨等人怎么会被铸铁像跪于武穆坟前？

好吧，姑且不说这武穆、鄂王的封号。

就这岳武穆碑前跪着的那几位来说。

秦桧等人在岳飞墓前跪像，最早出现于明正德八年。是当时的杭州府都指挥使李隆用青铜铸造。

彼时此事在明而不在宋，中间还夹了一个大元。也就说明，起码不是南宋皇帝让他们这样干的，宋朝的皇帝也管不了明朝的官。

而且，造那跪像上亦无“敕造”二字，说明也不是当时明世宗朱厚照下令造的。

再看《宋史》。可查，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岳飞罪有三：“临军征讨，逾期三日，指斥乘舆，清理相切”。

而真正钉死岳飞的是，岳家军十二营主将中，有九名主将揭发举报岳飞“致张宪意待谋反”。

然，《宋史》有载者，只有“赦其罪”而无“平反昭雪”字迹在内。

如果，真的是昭雪，你总得下旨。令御史台连同大理寺，重申案件，做出个甄别、复查吧？完事了，总的拉出个替罪羊来吧？

首当其冲的，最应该查办的，就是那始作俑者秦桧。这货绝对是个难辞其咎。

不过，这厮却能一直维持申王爵位和“忠献”的谥号。既然是昭雪，那是要找出元凶，或者是始作俑者，拉出来正法的。

高宗只是下诏“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意思就是，岳飞的家眷，“自便”。不再“拘管”，跟现在的刑满释放差不多。

宋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然，在朝廷文告中，岳飞之死，依旧是个“坐事以殁”，只字不敢提“冤狱”。

开禧二年，宋宁宗“追夺秦桧王爵，命礼官改谥”,同意韩侂胄将秦桧谥号“忠献”改谥“谬丑”。不过数年，便有“复秦桧王爵、赠谥”。

直到宝庆元年，朝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中，才敢出现岳飞“冤情”二字，并“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

这就是岳飞、秦桧，这对冤家最后的结局。

御史台、大理寺，到最后也没有任何案件的甄别与复查。

也就是基本没有给一个明确说法。

顶天了，就算是个施仁政而已，或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附属产品，跟平反没什么关系，更不要说昭雪什么的了。

真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