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时，新体诗大量产生，八句五言和四句五言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南北朝隋诗特别是庾信诗中已经有一些诗暗合五律规格。到四杰手中，已产生一些合格的五律。初唐上官仪把诗歌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后来又有元兢创六种对偶，还发现了律诗中相粘的规则（即二三句、四五句、六七句开头的两个字平仄必须相同），这是律诗从消极避免声病走向积极建设规则的关键〔4〕。后来崔融又创三种新对，李峤用五言律诗的形式写下120首咏物诗，在用典、对偶、声律方面为五律的写作示范，这些都促进了律诗的定型。沈佺期、宋之问从前人和当代人应用格律的各种实践经验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等方面形成了明确的规则。随着律诗形式的规范，近体诗和古体诗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胡应麟《诗薮》）。

初唐五律已相当成熟，而七言律则因与歌行都由齐梁七言古诗发展而来，音节流畅、对偶散漫之处尚与歌行相似。从武周后期到中宗时，才成为应制常用的体裁。一些大臣如李乂、岑羲等已开始显示出摆脱歌行式的句法追求沉稳工丽的努力。沈佺期在应制七律句法的变化上更多创意。但总的说来，七律的成熟尚有待于盛唐。

“绝句”之称出现于宋梁之时。但五言古绝起源于汉代民谣和乐府，到齐梁时出现了少量合律的五绝以及介于古绝和律绝之间的齐梁调。初唐时写作绝句的不多，五绝一直包含这三种体调，律化的进展很慢。七绝起源于西晋的谣谚，数量远远少于五绝。但形成不久就赶上了诗歌走向律化的齐梁时代，所以迅速律化。梁陈时庾信、萧纲的一些诗已初具七言律绝的形制，到隋代已有标准的七言律绝出现。而这时七律还没有形成，所以绝句的律化与律诗并不同步。初唐时一般文人几乎不写七绝，到中宗时期，七绝才突然增多，成为宫廷应制诗的重要体裁，而且律化程度很高。当时凡是能写应制诗的几乎都能写七绝，在格调上也与五绝有明显的古、近之别。

三、古体诗歌的渐变：古诗之称原来相对乐府而言，汉魏六朝以四言和五言古诗为诗体正格。汉魏古诗不假雕琢，浑厚自然，西晋后渐开排偶琢句之风。至新体诗出，古体诗亦渐受影响。陈隋时，新体、古体均已骈俪化。唐初古诗承袭陈隋，五言都像未完成的律诗，七言像未完成的歌行。陈子昂在革新诗歌内容的同时，在艺术上恢复汉魏古诗的比兴之体和古朴之风，尽削浮靡，独开古雅之源。宋之问也在区分五律和五古的句法方面做出不小的贡献。但中宗到玄宗前期，人们热衷于学习愈趋成熟的五律和五排，五古较少有人问津，而且多杂律句，尚未完全摆脱律化的影响。

三 从王绩到“初唐四杰”

从现存的唐初诗歌来看，作者多为朝廷大臣。虽然魏徵、虞世南、李百药等少数人写过几篇感怀人生意气的作品，但宫廷诗歌相当一部分是为阐释唐太宗的统治思想而作，政治说教的色彩很浓厚。另一部分是歌颂太平气象的诗歌，或写帝居王城的宏丽繁盛，或写万国来朝的壮丽气象。此外就是台阁官员宴集山池的唱和诗，充斥着宫廷、台省、池苑景物的描写。隋唐之交，能够独立于宫廷诗坛之外的诗人主要是王绩。

王绩（584—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在隋唐两朝都曾出仕，但因不得志而终归于隐逸。其兄王通是隋代的大儒，记载其言论的《中说》力主推行礼乐之道，但不合于时，不能为隋唐两代统治者所用。恪守其兄之道的王绩也因此心灰意懒，退守田园，借老庄之说发泄愤世嫉俗之意，以阮籍、陶潜自比，醉酒混世，表现出放达简傲的名士风度。虽然其诗歌缺乏阮籍、陶渊明批判现实的思想深度，但他毕竟是被排除在宫廷文人集团之外的一个隐士，一部分诗歌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逸情趣，平淡自然，在典雅富丽的唐初诗坛上掠过了第一阵田野的清风。他的诗除了描写别业中的田园生活以外，更多的还是抒写隐者的林泉高致，他把田园诗开拓到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去，成为唐代别业山水诗的先导。代表作《野望》已是一首大体合格的五言律诗：

东皋薄暮望〔5〕，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6〕

这首诗抒写面对山野晚秋而产生的恬淡茫然的心情，在树树秋色、满山夕晖的背景上缀以牧人与猎马归来的特写，闲逸的情调中流露出人生无所倚著的苦闷和惘然。能在一首观赏山乡景物的诗里，将他生活的典型环境和日常的精神状态概括出来，达到为诗人传神写照的程度。像这样的成功之作，在王绩诗里也不多见，但为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指出了提炼典型意境的发展方向。《秋夜喜遇王处士》写他秋夜农作归来，偶遇友人的喜悦：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诗中没有正面描写遇见处士的情景，却以满月的清辉和飞舞的萤火构成田园静谧的夜景，则两位隐者对山村良夜的心领神会自然达到了默契，躬耕归来与同道之友相逢的欣悦也就在不言之中了。他还有一首名作《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

旅泊多年岁，忘去不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