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作者怀念的那人曾经打过的秋千了。秋千虽然空着，但“送过”二字赋予它一种动感，自然令人想到当初打秋千时“隔墙送过”的种种光景，作后一种理解，似乎更加传神且含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

龙头舴艋吴儿竞，筍柱秋千游女竝。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

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这首词把寒食节白天的热闹和晚间的清静分置在上下片里。上片集中了赛龙船、打秋千、采百草、郊游踏青的各种风俗，通过人们的活动把气氛渲染得十分活跃，而后半片由动转静，末二句写月照中庭的清明之景，飞絮虽然无数，但因为轻薄，月光下自然不会有投影，“无影”二字似乎无理，但只有在极静之中人们才会注意到杨花无影飘过的动态，这就自然烘托出中庭的空静，写出了无声之境。

另外，张先的《一丛花令》写女子独处深闺的愁恨，末句“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也极著名。《皱波轩词筌》指出这句词以“无理而妙”，即通过这个新奇的拟人化的比喻，道出违反一般生活逻辑的无理怨语，反而更深刻地表现了女主人公自怜自惜、自怨自艾的深情。为此作者又被称作“桃杏嫁东风郎中”。这首词铺写细腻，介乎“含蓄”和“发越”之间。前人指出张先之后宋词声色大开，说明其词在讲究声色方面确有比时人器局一新之处。

与张先同时的词人还有宋祁（998—1061）。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文人，曾和欧阳修一起修《新唐书》。《玉楼春》一词使他得名一时：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闹”字形容杏花开得极其繁盛的景象，传神地烘托出春意的热闹，点染春天丽景极为生动，宋祁因此也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雅号，可见时人对这一佳句的激赏。

由此可见，宋初词风虽基本上承袭花间南唐余绪，但更趋于文人化，同时在风格上已显示出由婉约向豪放发展的端倪，体制上也出现了由小令到长调的苗头，这些都展示出宋词将突破晚唐五代的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的新趋势。而柳永便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

北宋前期词风至柳永而为之一变。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出生于儒学仕宦之家。创作活动主要在真宗至仁宗的三十多年间，正是北宋文化经济达到繁荣兴盛的时期。他的生平大抵可分两个阶段：早年对前程充满自信，入京后却屡试不中。后来又在放榜时被深斥浮艳虚美之文的宋仁宗黜落。从此鄙弃功名利禄，自称“奉旨填词”，流连于汴京的秦楼楚馆，为教坊乐工和民间歌妓填写新词，用流行的新声写下了大量俚俗的作品。内容大抵是描绘都市的繁华，备述行役羁旅之苦，诉说男欢女爱，抒写离情别绪，反映下层市民尤其是妓女的不幸生活。柳永四十余岁时释褐入仕，生活和创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虽不免有怀旧之词，但早年的风情显然减退，放浪的生活和俗词的写作也从此结束。后期创作有不少歌颂皇恩和粉饰升平之作，宦游途中也写下了许多羁旅行役之词，洗尽翦红刻翠之语，词风由俗变雅。有《乐章集》，计二百多首词。

柳词代表着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大量创制长调：敦煌曲子词里原有一些长调，如《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柳青娘》、《凤归云》等，但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花间、南唐、宋初词所用体调均以小令为主。柳永精通音律，一方面借鉴和发展了敦煌曲子词的长调，一方面以当时的新声代替唐五代的旧曲小令，创制了许多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的长调，并将原来的许多小令也衍为较长的词调。他的《乐章集》所收二百多首词中，长调有一百多首，绝大部分是前所未见或借用旧曲制成的新体。柳永以后，长调兴起，并在此后的发展中掩过了小令。

其次，与长调的体制相应，他创造了以白描见长、铺叙层次分明、细致而又直露的艺术表现手法。长调本来宜于铺叙，柳词往往曲尽形容、淋漓尽致，不求含蓄，但讲究结构严谨、层次清楚、首尾完整、工于点染，把抒情诗中融情于景的传统与赋体叙事铺写的特点结合起来，又时有一二优美警句在篇中生色。例如他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1〕，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2〕。

描绘杭州的繁华和西湖的佳丽，便充分发挥了他用赋体手法写词的长处。这首词上片先总述杭州的地势形胜及自古繁荣的悠久历史，又从湖上的烟柳画桥写到城中的风帘翠幕，概括出这个大都会人口密集的繁盛景象，继之补足钱塘江的雄伟和险要，最后拈出市集上珠宝罗绮充盈之状，进一步夸赞这里的物阜民康。下片前半段专咏西湖，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方面分写，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尤为著名，传说竟使金主完颜亮闻之而起投鞭渡江之志。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