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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具有早期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朝廷萎靡的积习和弊政。他反对因循守旧，但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再加上他性格耿介，讲究风节操守，不愿看风使舵，随时上下，因而既不见容于变法派，又不得志于保守派，一生遭受了许多政治磨难。但他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海南，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和当地的生产，惩办悍吏、减赋救灾、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处身于政治逆境之中，他善于以庄子和佛家思想自我排遣，能够以顺处逆，以理化情，胸怀开阔，气量恢弘，因而形成了豪爽开朗的性格、达观积极的人生观和超脱旷达的处世哲学。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苏轼作词较晚，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大约始于37岁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大多是游宴酬赠的小令，词名未著。38岁赴密州，从此词多长调，开始陆续显现出豪放的特色。44岁后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五年，是苏词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词计有五十首之多，占他词作总数（二百首）的四分之一，许多名作都产生在这时。之后佳作减少，晚年词作就更少见了。

苏轼对宋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对词的革新主要体现为将诗的境界引入了词里，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从花间南唐到柳永词，不论雅词俗词，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词作为一种从民间新起的文学样式，尚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同登大雅之堂，而只是专门用来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小道”、“小技”，因而缘情而绮靡的侧艳之曲充塞了整个词坛。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缘情和诗人言志这二者结合起来，使词和诗同样具有言志述怀的作用，并吸取诗的表现手法作词，这就解放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使它具有了更加多样的社会功能；同时，他还从力辟柳永的侧艳词风入手，提高了词的格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以诗入词的主要表现是：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怀古咏史、悼亡送别、说理谈玄、感时伤事、山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