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低沉的笑声，就像莎草的叹息声。

就在这时，约瑟夫·贝利先生从人群中轻快地闪了出来，他是阿尔特蒙商务部的秘书，身材又矮又胖，脸色红润。他向大家亲切地挥了挥手，然后响亮、愉快地向他们打招呼：

“喂，孩子们，”他大声地喊，“他们要去哪儿呀？”还没等他们回答，贝利先生已经认可地点着头走开了，同时还意味深长地表示赞同：“这就对了。”

“什么这就对了？”尤金说。

还没等乔治·葛雷夫回答，著名肺癌专家，费尔法克斯·格林德尔博士，这个弗吉尼亚某个古老豪门望族的子嗣，正驾着他庞大的汽车气势汹汹地从教堂街开了过来，他6英尺8英寸的身子紧张地蜷缩在别克跑车的驾驶座上。嘴里不停地骂着内战以来南北双方残余的乌合之众，骂他们过分关照犹太人和黑鬼。他边骂边开着车子朝男子服饰店（距广场很近）旁的矮胖男子乔·扎姆史尼克驶来。

在距离安全地带还有两码的地方时，约瑟夫尖叫了一声，朝路边冲过去。他连滚带爬地来到路边，总算才脱离了险境。

“真该死，”尤金说，“又没撞着。”

可不是！费尔法克斯·格林德尔博士竖起留着胡子的上唇，露出结实有力的黄牙来。他猛踩刹车，长胳膊一挥，猛拨了一下方向盘掉转了车头，然后穿过四分五散的行人和车辆，扬长而去，只在身后留下蓝色的烟雾和轮胎的气味。

乔·扎姆史尼克拿一条丝绸手帕使劲擦了擦自己油光发亮的秃头，一边大声呼吁市民为其做证。

“他今天怎么啦？”乔治·葛雷夫失望地问，“平时他要是在街上撞不着人，就会跟着行人一直冲上人行道去。”

在大街的另一侧，行人都没精打采地盯着可敬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此刻他正站在H.马丁·葛莱姆书店的橱窗前，轻风正温柔地抚弄着他著名的、涅埃拉式的乱发。

这位普通市民仔细盯着窗户里的展品，包括杰克·伦敦的几本《亚当之前》。然后他走进店内，挑选了十多张阿尔特蒙及周边山峦的明信片。

“他很有可能会来这里定居，”乔治·葛雷夫说，“陀克博士在道克公园为他提供住宿和停车场。”

“为什么？”尤金问。

“因为对这个小城来说，这样的广告宣传是很有价值的。”乔治回答。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那位性格刚毅的风流女人伊丽莎白·司夸格小姐，从伍尔沃斯的五分十分钱商店里出来，朝广场方向走去。她的脸上带着微笑，向彪形大汉杰夫·怀特致意回礼。这位大个子是白石旅馆的两位老板之一。他的老朋友迪克森·里斯早年挪用9万元公款，并交由他保管，但他把那笔钱全部侵吞掉了，而且还拒绝归还。他就是靠这笔钱起家的。这正叫狗咬狗，贼抓贼。这跟人们常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有所不同。

他6英尺6英寸的大个子正慢慢地朝他们逼近。他长得肥头大耳，腰间系着一根宽皮带。

再看街对面，可敬的J.布鲁克斯·高尔牧师正站在范·W.叶芝鞋店的橱窗前，他是阿默斯特1861届毕业生，“戴克”兄弟会的忠实会员，今年73岁，但是看起来只有60岁。他停下脚步，开始兴致勃勃地高声说起话来，听众是3位童子军——17岁的刘易斯·蒙克先生、13岁的布鲁斯·罗杰斯，以及14岁的马尔科姆·霍奇。论年轻的心态，他们3个人谁都难以同这位老者相比。他本人似乎也是一位童子军。所以，他的奇闻逸事一旦开了头，就会引出更多的奇闻逸事来。他张着嘴巴，翘着灰白的胡子，底下露出一排洁白发亮的整齐牙齿。他们3个人忠实地微笑着，全神贯注，表现出很尊敬的样子。他就像一位粗鲁且热情的战友，不时停下来说：“老马里！”或者“老布鲁斯！”紧紧抓着听者的手臂，轻轻地摇晃着。他们脸色苍白，双脚局促不安，面带微笑，斜着眼睛偷偷寻找脱身的时机。

做东方地毯生意的布斯先生，跟着他们从自由街那里拐弯走来。他肥大黝黑的脸上挂着波斯人特有的笑容。我终于见到了一位来自古老国度的游客。

在男女都一视同仁的碧珠咖啡馆里，掌柜迈克把毛茸茸的胳膊搭在大理石柜台上，正埋着头、皱着眉阅读一本过期的《大西洋》杂志。今天的特色菜是红薯炸鸡。欢迎啊，愉快的精灵，非鸟却振翅高翔在天空。一只孤独的苍蝇绕着油乎乎的保鲜盒嗡嗡地飞着，盘子里还有1/4牛皮似的肉馅饼。春天来临了。

与此同时，在结束了从广场到邮局两次来回巡游后，克里斯蒂娜·保尔、维奥拉·鲍威尔、阿利娜·罗林斯和桃乐茜·哈萨德四位小姐来到伍德药店门口，正巧碰上了17岁的汤姆·弗雷彻，19岁的罗伊·邓肯以及18岁的卡尔·琼斯，他们便搭起讪来。

“不知道你们要上哪儿去？”汤姆·弗雷彻傲慢无礼地问。

两位小姐情绪飞扬，兴高采烈地齐声回答：

“嘻——嘻！”

“稀罕的东西每吨7美元。”罗伊·邓肯话音刚落又咯咯地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嬉笑起来。

“你是不是发疯啦！”维奥拉·鲍威尔温柔地说。告诉我，你们这些商人之女，有没有比她更加娇美、聪明的女人了？

“邓肯先生，”汤姆·弗雷彻自豪地对他的知己说，“我想让你见见我的朋友罗林斯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