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吹嘘道：

“没有人敢说我的坏话！没有人抓住我的什么把柄，没有人知道我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说，人人都知道你的底细，但却没有人愿意知道你的底细，是不是？”

众人再次哄笑起来。“哇！”吉米·雷瓦尔叫了一声。

“你听听，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汤姆？”他用挑逗的语气问道。吉米出身在一个木匠家庭里，身材又矮又胖。每年他都能想尽各种手段来上学读书，是个令人生厌的人。他喜欢搞恶作剧，喜欢怂恿别人来打架，喜欢装得兴高采烈，为自己的粗俗和不怀好意寻找借口。

尤金平静地对汤姆·弗雷彻说：“够了！别以为有人在场你就得寸进尺。我并不觉得这些很好玩，我可不喜欢这些，也不喜欢你。现在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听见了吗？”

“好了，”邓肯站起身来说，“别理他了，汤姆。他这个人不识抬举，连一点玩笑都开不起。他过于较真。”

他们走开了。由于没人再来打搅他，他感到心情放松，舒坦极了。于是转过头望着窗外那一片荒凉的大地，灰蒙蒙、白茫茫地紧锁在冬天的铁爪之下。

冬天过去了。在春雨的滋润下，冰封的大地开始解冻。小城和校园的土路全都变成了一条条泥泞不堪的沟渠。接着一阵冷雨下过，嫩草便从湿漉漉的地面上钻出来了。尤金急匆匆地走在校园的小径上，就像一只蹦跳的袋鼠一路飞奔着。等他走过树底下时，就会一跃而起，用牙齿咬下嫩芽萌发的小树枝。他大声地喊叫着——发出了嘶哑的长鸣，似人似兽，恨不得把胸中积聚的痛苦、欢乐和激情一齐迸发出来。有时候，他也感到无精打采，身上背负着难以名状的重担，使他神情厌倦、郁闷、沮丧。

光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不再注意时间——他已经没有时间感了——无论睡眠、工作、娱乐，他都毫无定时，尽管他上课还算守时。由于食堂或者寄宿公寓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他只得遵守一日三餐的时间安排。伙食数量不少，但是质量却很粗糙，而且很油腻，烹调技术也很低劣。饭费倒很公道：学校的公共食堂里每月12块钱，寄宿公寓包伙每月要15块钱。他在公共食堂里吃了一个月，但由于他对饮食颇感兴趣，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了。公共食堂位于一座白砖砌成的露天建筑里，那幢楼的正式名字叫“斯梯金楼”，但是同学们都给它起了一个更加贴切的名字，叫作“猪圈”。

他这一学期探望过海伦姐姐和姐夫休·巴顿好几次。他们就住在本州的州府雪梨，距大学约有35英里的路程。这是一个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道路寂静而安闲，处处绿荫如盖，市中心州府大楼前有个广场，好几条马路都从这里辐射四面八方。在政府大楼的对面有一条主干大街的街口，有一座饱经沧桑、布满青苔的棕色大楼房，那有一座廉价的旅馆——小城最大、最声名狼藉的妓院。城里还有3所教会创办的青年女子学校。

巴顿夫妇在州府大楼前面的那条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就位于一所陈旧的楼房里，他们住在一层，共有三四间屋子。

他们的父亲甘特早年来过雪梨这地方。他从巴尔的摩出发，一路向南流浪，最后定居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也赔掉了第一笔投资，因而他一辈子对地产都很痛恨。在雪梨，他结识了辛西娅并和这位圣洁的女人结了婚。但是这位患有肺病的老女人，结婚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父亲的身影始终萦绕在他们心头，笼罩着整个城市，所有逝去岁月的痕迹又全部再现。

姐弟俩共同走上大街，最终来到黑人区附近一家破烂的店铺前面。

“肯定就是这儿了，”她说，“他的店就在这儿，现在没有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可怜的爸爸。”她转过身来，眼睛湿润了。

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他那双大手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房子的四周也没有蔓生植物。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部分痕迹早已经埋葬在岁月里，和那位死去的女人一起随风而逝。他们俩静静地站在那块陌生的地方，内心惶恐地期待着父亲召唤的声音，就像有人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寻找上帝一样。

那年的4月，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了。不到一个月，讲坛山上所有的适龄青年——也就是那些年满21岁的青年——都入伍参军了。在体育馆里，医生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毫不在乎地脱光了衣服，裸露着身子。尤金见此情景，内心非常羡慕。他们随意地把衣服扔在地上堆成一堆，然后站在那里，自信地有说有笑，等候接受检查。他们的身材都很匀称、牙齿洁白、举止优雅、敏捷。最先入伍的是兄弟会的会员——那是一群只知道享乐和挥霍的势利分子。他以前对这些人了解得并不多，但是现在，他觉得他们却代表了最高级的文雅和贵族阶层。他曾经见过这些人快乐、悠闲地坐在兄弟会会所的阳台上——那是他们信仰的庙堂，地位低下的人若想加入他们的组织必须在那里接受登记审查。他常常看见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不与大众为伍。他们站在邮局门前说说笑笑，要么在杂货店里赌“黑牛”。他内心带着失败的挫折感，带着遗憾、带着社会地位低下的痛楚，观察到他们积极争取那些条件优越的新生参加他们的组织——有些新生比他们优雅得多，有些则有钱有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