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上潦草地写了几个象形文字一般的药名。“到药房里去抓药吧，”他吩咐道，“还有，以后交朋友要小心点啊。上流社会的人物，呃？”他咧着嘴笑起来，“你和那种人厮混过吗？”

一听这话，尤金内心全部血与泪的重负，马上就驱散了。他顿时如释重负、喜极若狂，从嘴里迸出很多话来，但连自己都不明白在说些什么。

他打开房门，来到外屋。本恩马上紧张地凑了过来。

“怎么样？”他问，“他还能多活几天？”然后压低了声音，神情严肃地问医生：“没什么要紧的，对不对？”

“没什么，”麦奎尔医生回答，“我看他有点神经不对头。不过，你们家的人全都这样。”

等他们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本恩问：

“你吃过饭了没有？”

“没有。”尤金说。

“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

“大概是昨天什么时候，”尤金说，“我记不清了。”

“你这个大傻瓜！”本恩咕哝了一句。“走吧——我们一起吃饭去。”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现在，整个世界就像被牛奶般的冬日阳光冲洗过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小城在假日及返家度假学生的刺激下，暂且从严寒的麻木里醒了过来，温暖、轻快的生活洪流在人行道上沸腾起来。尤金和本恩肩并肩，大步流星地走着，无法控制胸中涌起的欢快。终于，当他们转过弯，迈上热闹非凡的大街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于是他一跃而起，狂喜地大喊起来：

“咦——呀！”

“你这个小白痴！”本恩高声地叫了一句，“难道你疯了吗？”

他使劲皱了皱眉头，然后冲喧闹的行人笑了笑。

“紧紧抓住这个小子，本恩。”恰好在这时候，吉姆·波洛克从旁边走了过来，他大声地喊道。这个人身材矮小，脸色蜡黄，黑色胡须，笑嘻嘻的。他在报馆上班，是排字工头，是一位社会主义分子。

“要是把这个家伙的大脚丫子砍掉，”本恩说，“他就会像只汽球似的飞上天了。”

他们走进一家新开张的大饭馆，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两位想吃点什么？”招待问。

“一杯咖啡和一块肉馅饼。”本恩说。

“我也一样。”尤金道。

“多吃点儿！”本恩态度严厉地说，“多吃点！”

尤金拿起菜单仔细地挑选着。

“给我来一份番茄沙司面包煎牛排，”他对招待说，“另外再来一份脆炸薯片，一碟奶油胡萝卜青豆，一盘热饼，再加一杯咖啡。”

尤金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机，不再提心吊胆了。此外，他还带着一种可怕的狂野，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假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在人群中鲁莽地闯来闯去，而且还明目张胆地盯着那些夫人和小姐，但是神态并不傲慢。眼前的这些女人就像一朵朵灿烂的鲜花，出人意料地在荒凉、阴沉的冬日里开放。他只身孤影，充满了渴望。在人群中，在军队里，恐惧就像一条龙。但孤独的人却很少感到恐惧。他只觉得有一种解脱、释然的感觉——因为他远离了令他绝望的最后一道障碍。

他现在自由自在，独来独往，他超然地看着周围所有令人着魔和被人占有的世界，心里产生一丝预感。生活就像一颗奇异、苦涩的果子，挂在枝头等待他去摘取。“他们”——他家所有的人，共同聚集在温暖、安全的栅栏内——他们总有一天会将他捕住，并处死他。他觉得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但是现在他倒无所畏惧了——只求他的奋斗能取得成就，他就会心满意足。他在留有危险标记的茫茫人海里四处寻找着，希望能找到他所看中并且能占有的那一个。

在返回大学的途中，同学们都开始嘲笑、奚落他，但是他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在闷热的绿色普式火车车厢里，年轻人们全都围着他讥讽、嘲笑，但换来的是比他们的讥刺更加猛烈的还击，终于，这帮人开始有所收敛了。

有个名字叫作汤姆·弗雷彻的同学走过来坐到尤金的身边。他长相英俊、恃“财”傲物、目空一切。他的身后紧跟着追随者路易·邓肯，他不时咯咯地笑着。

“你好啊，甘特，”汤姆·弗雷彻高声打着招呼，“最近去过埃克西特没有？”他一边说，一边冲路易挤眉弄眼地笑了笑。

“去过，”尤金回答，“最近去过，而且以后还要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弗雷彻？”

他被这番强烈挑衅的话弄得非常狼狈，一时怔住了。

“阿金，我们听说你常去那儿跟她们玩。”路易·邓肯咯咯地笑着。

“我们是谁？”尤金问他，“她们又是谁？”

“人们都说，”汤姆·弗雷彻说，“你纯洁得跟下水道里流着的污水一样呢？”

“要是我的名声需要洗刷，”尤金说，“那么，我永远只能用‘金粉二少’这个称号来洗刷了。”弗雷契和邓肯正是这样的“金粉二少”，他们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围在周围的学生们听了这句话，都像讨回公道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说得好！说得好！就这样说，阿金！”齐诺·柯钦兰柔声说道。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瘦高个子，身体单薄却很有力，举止优雅得就像赛马。在跟耶鲁队比赛的时候，他曾经逆风把球踢出了80码远。这个人长相英俊，言语斯文和气，具有运动员特有的无畏与绅士气度。

汤姆·弗雷彻气得头昏眼花，满面怒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