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南部，现在已经是1932年孟春时节。透过列车的车窗向外看去，铁路两旁的朝鲜江山都披上了深绿的颜色。高低起伏的丘陵，低矮的朝鲜特色的房屋，在绿油油的田地中劳作的朝鲜族农民，还有淅淅沥沥的春雨。如果没有这一列列不断从釜山开来的军列，如果没有38线两边紧张对峙着的上百万大军，这里肯定是个让人神怡的田园般的国度。

但是现在，整个朝鲜半岛已经被浓烈的火药味儿所笼罩，在和铁路或交叉或平行的公路上，到处都能见到大队大队向前开进的军队那是大日本红军，不过他们的前身日本皇军一样，这支军队同样让普通的朝鲜民众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朝鲜人过去还可以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远远避开蝗虫一样的日军，但现在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日本红军。因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红军，也是他们朝鲜人民的军队，所以每一个朝鲜人必须全心全意的拥戴这支人民军队，要不然他们可就不是日本各族人民的一员了…

对一个苏维埃国家的国民来说，失去人民这个身份的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

在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土地上，人是被分成了56个等级的！其中干部和革命军人当然处于日本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工人、雇农、贫农、下中农、店员这五个等级在政治上算是比较有出头的机会，余下的49个等级都是不同程度的贱民。

不过苏维埃日本的阶级斗争也有其特殊性。就是存在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武士阶级”……日本本土的GCD干部们可不敢随随便便给一个时刻准备舍弃生命的武士扣上个贱民的身份，要不然就得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于是在日本本土，属于49个贱民等级的人并不多。而且日本本土也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就算被扣上地主帽子，该收租子还是照样收租子，顶多就是子女不能参军、入党、提干、考大学而已。

可是南朝鲜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拿性命不当一回事的武士，而且日G的领袖们，包括武田亨在内对朝鲜的剥削阶级也没有一分钱的好感。当然是本着柿子捡软得捏的革命精神给予朝鲜剥削阶级以残酷打击。凡是能和李姓王朝或是朝鲜历史上的权门势道能搭上一点边的，全都被扣上了领主、反动官僚、反动军官的帽子，成了贱民中的贱民。此外。日G中央又给生活在南朝鲜的800多万朝鲜人下达了5％的地主指标和6％的富农指标，下面的同志又层层加码，最后一下子就把超过15％的南朝鲜人变成了贱民。与此同时，日G还在南朝鲜实行了严厉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分配较坏的劳动份地。

此外，由于北朝鲜并没有被“解放”，而且南朝鲜人当中，又有不少人视北方的大韩民国政府为正统。所以日G又给全体南朝鲜人派了10％的特务、朝奸、反革命分子的指标。好在这10％和之前15％的地富是可以兼容的，所以南朝鲜贱民的数量总算没有突破200万人。

但是没有轮到当贱民的600万南朝鲜人的日子也极不好过。在肃清本土的“反革命武士阶级”之前，日G是不敢过多向日本本土的农民征收、征购粮食，就是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日G的基层政权也不敢实行。不过在南朝鲜。他们就没有一点顾虑了，依靠遍布南朝鲜乡村的基层政权。日G几乎每年都要在南朝鲜发动“反瞒产运动”和“查田运动”，每一次运动都会发现南朝鲜的土地亩产量有了显著提高，还会发现一批“新富农阶层”。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公粮征收总量的不断提高和整个南朝鲜的人口在8年时间内出现了几十万人的负增长。

不过谁要是认为南朝鲜人会因此对日G生出反抗之心，随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日本GCD的残暴统治，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日G的统治在南朝鲜是相当巩固的。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运动”在给一批人带来灭顶之灾，让大多数人都人人自危的同时，也给一批“积极分子”带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还让那些没有赶上飞黄腾达机会的人，伸长了脖子盼着在下一次运动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日G通过手中的宣传工具，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南朝鲜民众，在日本GCD和伟大领袖武田亨的英明领导下，他们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他们去解放……

所以在“世界革命将要爆发”的消息在南朝鲜土地上面传开以后，汉城的街头上，在日本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南朝鲜青年，同样感到热血沸腾，纷纷在汉城的日本红军征兵点前面排起了长队！

而当武田亨乘坐的轿车离开汉城火车站，行驶在汉城街头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十万激动不已的朝鲜民众的夹道欢迎。

“武田半载！武田半载！”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城市里面到处悬挂着武田的大幅标准像，更有一些激动的朝鲜族的日本G青团员用力挥舞着一本名为《武田主席语录》的红色封皮的小本子，扯着嗓子呐喊高呼武田主席万岁。

此时武田亨手中也拿着一本还带着墨香味道的《武田主席语录》，翻看一页低声念了句：“武田主席教导我们……”随即就摇摇头，合上书本，朝身边的朝鲜方面军政治委员加藤健苦笑一下，问道：“加藤君。这是谁的主意？居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