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

没人说话。

但气氛变了。

李云龙在西北，一个人，几条枪，守着个刚挖出来的矿，面对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还在说“月底前运回去”。

保重。

两个字，轻飘飘的纸，沉甸甸的心。

陈大山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地，发出刺耳的声音。

“干！”他声音炸开来，震得窗户纸嗡嗡响，“李云龙那小子都不怕，咱们怕个鸟！三个师怎么了？当年咱们一个团就敢打太原！傅作义三个军？他娘的，老子一个师就能把他捅个窟窿！”

“老陈你坐下。”周师长拉他，但自己眼睛也红了，“楚长官，你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家里这些坛坛罐罐……”

他停住了，说不下去。

坛坛罐罐。

炼油厂还在冒烟，医院里刚有点起色，学校刚开学，铁轨刚铺了五十里……

都是心血。

都是命。

楚风站起来。

他走到窗边，拉开另一半窗帘。光全照进来，亮得刺眼。远处，炼油厂的黑烟还在上升，像一根黑色的柱子，杵在天和地之间。

他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回桌边。

“老方，”他说，“重新算账。”

方立功一愣：“怎么算？”

“不算守家的账。”楚风说，“算打出去的账。”

他拿起那支掉在地上的铅笔，在地图上从根据地向沧县画了一条线。线很直，很粗，红色铅笔芯刮着纸，发出沙沙的声音：

“第一：兵贵神速。我不要三个师全去。一师、三师主力，再加炮兵团、‘疾风’中队，组成东进兵团。二师和剩余部队，守家。”

“第二：油料集中使用。所有能动的卡车、装甲车——哪怕是加块铁皮的那种——全部编入东进兵团。运兵，运弹药，运补给。不够的，征用民间大车，给老百姓打欠条。”

“第三：弹药带足。不是二十二天，是三十天的量。把仓库里那些复装弹、土造手榴弹、王承柱新搞出来的‘铁西瓜’，全带上。”

“第四：家里。”他顿了顿，“告诉留守部队，如果美国人再来，如果国民党趁虚而入……能守就守，守不住，就撤进山里。厂子可以炸，铁路可以扒，但人必须活着。只要人活着，东西毁了还能再建。”

他说完了。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

“那……”方立功声音发干，“那要是……东进兵团打不下来，或者打下来守不住，被包了饺子……”

楚风看着他，看了几秒。

然后说：

“那就当咱们这十年，白干了。”

他说得很轻。

轻得像片羽毛。

但落在每个人心上，重得像山。

死寂。

长久的死寂。

窗外的麻雀飞走了。

只剩下风声，和远处隐约的、火车的汽笛——火车在试运行，拉的是煤，车头是老掉牙的蒸汽机，喘气声像得了肺痨的老人。

“我同意。”周师长第一个说。

“同意。”陈大山说，声音闷闷的。

“同意。”

“同意……”

一个接一个。

最后所有人都看着楚风。

楚风点了点头。

他拿起那份李云龙的电报，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口袋很旧，补过，电报放进去，鼓起一个小包。

“通知部队。”他说，“东进兵团，今晚集结，明早开拔。代号——”

他想了想：

“惊雷。”

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桌子上。

散会后，人陆续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楚风和方立功。

方立功在收拾文件，手有点抖，文件掉了几次。他弯腰去捡，眼镜又滑下来，这次直接掉在地上，镜片摔出一道裂痕。

他蹲在那里，看着那道裂痕，看了很久。

然后抬头，看着楚风：

“团座……咱们这是……把全部家当，押在一张牌上了。”

楚风没说话。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傍晚的风吹进来，带着焦糊味，也带着远处田野里刚翻过的泥土的腥味。

“老方，”他说，“你知道赌徒什么时候输得最惨吗？”

方立功摇头。

“不是牌不好的时候。”楚风说，“是牌还行，但不敢跟注的时候。”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

“现在牌在咱们手里。淮海是一张大牌，李云龙的矿是一张牌，林婉柔刚搞出来的盘尼西林……也是一张牌。但牌再好，不出，就是废纸。”

方立功站起来，戴上裂了的眼镜。世界在他眼里裂成了两半。

“我明白了。”他说，“我去准备。”

他走了。

楚风一个人站在窗前。

天快黑了。

西边的天空烧起一片晚霞，红得像是炼油厂的火映上去的。但仔细看，不是火，是云，被夕阳染红的云。

很美。

他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回桌边，拿起电话。

摇柄转了三圈。

“接航空队。”他说。

等了十几秒。

“王队长怎么样了？”他问。

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

楚风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握着听筒的手，指节发白。

“告诉他，”他说，“好好养伤。等他能飞了，我给他最好的飞机。”

“最好的。”

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挂了电话。

夜幕降临。

指挥部亮起灯。灯是电灯，但电压不稳，光线一明一暗，像在呼吸。

楚风坐在桌前，开始写命令。

钢笔是旧的金星牌，笔尖有点秃，写起来刮纸。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

“东进兵团作战命令：第一号……”

写到一半，他停下。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是林婉柔昨天托人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