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的暂时安宁和内部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为冉魏王朝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可以着眼长远规划的发展期。然而，冉闵与王猛的脚步并未因此有丝毫停歇。他们深知，打天下难，治天下更难。现有的制度框架，大多源于统一战争期间的急就章，以及对前朝旧制的修补改良，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要支撑一个如此庞大、且仍在不断消化整合的帝国实现长远发展、国祚永续，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的鼎新革故，构建起一套更加稳固、高效、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制度体系。

于是，一场关于未来国家根本制度走向的大讨论，在永和十九年末至二十年春，于建康朝堂之上热烈展开。这场讨论不再局限于具体政策，而是深入到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教育等根本性制度层面，其争论之激烈，思辨之深入，堪称定鼎以来之最。

政治体制方面，争议最大、也最为敏感的，是关于是否恢复或变相恢复“分封制”的议题。部分立有战功的将领和某些归附的部族首领，出于自身及其后代利益的考虑，或明或暗地提出，应在边疆新征服区域或战略要地，仿效周代古制，分封宗室子弟或功勋卓着的重臣，授予其较大的军事、财政和行政自治权，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以藩屏周”，镇守四方，巩固边疆，并酬谢功臣。

“陛下，”一位慕容部的贵族在朝会上如此进言，得到了部分羌、氐首领的附和，“漠北、西域，地广人稀，情势复杂，胡汉杂处，若全然依靠朝廷派遣流官治理，恐难奏效，易生变故。不若分封诸王或功勋大将，许其开府建牙，世守其地，则可将朝廷恩威直达边陲，亦可激发藩王守土之责，则可永固边陲，此乃万全之策。”

然而，此议遭到了王猛、谢安以及大多数通过科举上位的文官，乃至部分有远见的武将的强烈反对。

王猛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声铿锵：“分封之弊，史鉴昭昭，血迹未干！汉有七国之乱，骨肉相残；晋有八王之祸，神州陆沉！皆因封国强大，尾大不掉，中央威权失坠！如今陛下混一宇内，政令初畅，正宜加强中央集权，全面推行郡县流官制度，岂可再开历史倒车，为后世埋下分裂战乱之祸根？边疆之镇，有军镇制度足矣！都督掌军事防务，刺史治民政治理，二者相互牵制，任期有限，定期轮换，方可防微杜渐，使兵权、治权尽归朝廷！”

谢安也从文化融合与国家认同的角度补充：“分封易生割据，割据则必生隔阂，各自为政，不利于’华夏一体‘之大局塑造，亦不利于统一法令、统一文教之推行。当以统一之官制、统一之律法、统一之度量衡、统一之意识形态，行于天下，方能凝聚亿兆民心，铸就牢固国本。”

冉闵最终采纳了王猛、谢安等人的意见，明确宣布，态度坚决：“朕之天下，行秦制郡县，永废分封！此乃底线，后世子孙，亦需谨守此训，敢有言分封者，视同谋逆！军镇乃国家之爪牙，非私人封地，将领按功行赏，赐以爵禄田宅，然兵权不可世袭，封地更属妄想！”

法律方面，在《大魏律》这部统一法典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编纂更为详尽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汇编，试图使法律适用更加统一和规范。并开始讨论设立相对更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可能性，比如考虑在地方层面将司法权与行政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设立专职的司法官员（如提刑按察使），尝试将“法行于天下，刑赏出于一”的理念进一步制度化，限制地方长官的任意裁量权。

经济上，争论的焦点在于商业的地位与国家应对策略。随着南北统一、丝路畅通以及国内秩序恢复，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商人阶层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是否应该继续秉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还是适当调整，鼓励商业发展，以促进货物流通、增加国家税收？

一些保守官员，尤其是出身田亩的官员，坚持“农为邦本，商为末业”的观念，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操奇计赢”，易使民风趋于浮华狡诈，应予抑制，将其限制在必要范围内。

而另一些务实派官员，包括部分户部、工部官员以及见识过商业活力的地方官则指出，商业可互通有无，活跃经济，平抑物价，朝廷控制的边境榷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也为国库带来了巨额且稳定的收入，是田赋之外的重要补充。完全抑商，无异于自断财路。

王猛倾向于务实派，他提出：“重农固是立国之本，无农不稳，此毋庸置疑。然商业亦不可或缺，无商不活。当务之急，非是简单抑商，而是立法规范，设立公平之市易法，平抑物价，严厉打击奸商垄断、欺诈行为，保护正当贸易。使农、工、商各安其业，各得其利，则国家财政可丰，百姓生活可便，此乃强国之道。”

最终，朝廷决定在严格监管（如市场准入、价格报备、质量检查）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民间商业的限制，鼓励合法经营，并着手制定详细的《商税则例》和《市舶法》，试图将日益活跃的商业活动纳入有序管理、依法课税的轨道，使其成为帝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打击对象。

文化教育方面，则在已有的官学体系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扩大受教育面，尤其是如何将基础教化推行至更偏远的乡村和边疆地区。谢安等人提议，可由朝廷提供部分资助或政策鼓励（如减免赋役），鼓励地方士绅或宗族兴办“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