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出面向蒋介石进言。

尽管利益和目的完全不同，邓汉祥和杨永泰却已坐进了同一节车厢，他们探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如何劝住蒋介石。

杨永泰没法陪邓汉祥同去庐山，他预计邓汉祥要是一个人径自去谒见的话，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肯定会碰大钉子，因为蒋介石对刘湘调兵的事非常气愤。

怎么办呢，杨永泰沉吟片刻，想到了一个人：“你可以找熊式辉，他就在庐山。”

杨永泰、张群、熊式辉，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三个人在政见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杨永泰对邓汉祥说：“我可以给熊式辉发电报，要他帮助你。你如果有不便直接跟蒋先生说的话，可以托熊式辉转达。”

于是邓汉祥前往庐山，并首先造访了熊式辉。

在熊式辉面前，杨永泰把文章主要做在复兴社上面，尽量渲染康泽在四川如何仇视刘湘，甚至把谣言的源头全都栽赃在以康泽为首的复兴社身上：“他们无中生有地诬蔑刘甫澄，说他勾结陈济棠造反，弄得刘甫澄很没有安全感。”

熊式辉早已接到杨永泰的电报，他笑了笑：“以我同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尚且挑拨离间，何况刘甫澄。不要紧，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委员长，委员长有什么回话，我再告诉你。”

有了这么个中介，邓汉祥感觉踏实多了，但他不知道蒋介石能否相信自己编的那套话，所以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熊式辉回来时，仅带回老蒋的一句话：“四川的事不简单，告知邓汉祥马上来见我。”

邓汉祥喜忧参半，喜的是下半句，蒋介石既已同意接见，说明事情有了初步转机，忧的是上半句，“不简单”便是复杂，看来蒋介石对他的话仍存有怀疑。

果然，当邓汉祥求见时，蒋介石怒容满面，连必要的寒暄都没有，就狠狠地掷出一句：“刘甫澄要造反！”

邓汉祥连忙申辩，力言绝无此事，是“复兴社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二话不说，喊副官拿来地图，把川军的调动情况指点得清清楚楚，比如这里调集多少部队，那里又调集多少部队。

他一边指给邓汉祥看，一边嘴里恨恨连声：“刘甫澄不仅出动了军队，还是深夜行动，这些都瞒不了我，我已经很清楚。请问，你们这不是在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又是干什么？”

邓汉祥猛然发现，蒋介石所搜集情报之周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计。

室内的气压一时低到了骇人，几个闪电从邓汉祥脑海里刷刷蹿过：“委员长一定弄错了，不可能有调兵的事，即便有部队移动，也不是为了附和陈济棠，而是为了剿匪！”

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邓汉祥。邓汉祥解释说，四川的土匪跟别处不同，他们同社会上的袍哥向来互通声气，剿匪部队倘若白天行动的活，很可能泄密，因此一定要在夜晚出没，才能打土匪一个猝不及防。

“这是在绥靖地方，委员长千万不可听信谣言啊！”邓汉祥七拐八拐，又回到了“谣言”这个起点。

蒋介石见邓汉祥说得有鼻子有眼，倒也有些信了，邓汉祥趁热打铁，当着蒋介石的面论证起刘湘造反的不可能来。

“刘主席（刘湘）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利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谁都能看清局势，刘主席再无知识，又何至于此！”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邓汉祥洋洋洒洒一通发挥，把蒋介石讲得无话可驳。

联想到刘湘维护自己的一些往事，蒋介石的火气也随之消了大半，他这才顺梯而下：“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责任。”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交给了他。

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多言不由衷，至少表明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码电告刘湘。刘湘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他差不多要抹脖子上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细地询问了一遍经过，确认无误后才送邓汉祥回府。

此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全权处理和运作，使这位幕僚长成了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不可能不引起其他“有功之臣”的嫉妒，这些人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曾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们怎么不敢去打呢？”

刘湘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管周围如何叫喳喳，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幕中真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舍他其谁？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