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伞有伞套子，怀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时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戴上黑眼镜，耳朵用棉花堵上……总之，他总想用一层硬壳把自己包起来，以便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他怕现实生活的刺激，老是称赞过去，甚至把思想也极力地藏在套子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这种描写不是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正如作品中的布尔金所说：“我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契诃夫塑造的这个典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性和广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一面镜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贪图个人幸福的庸人。他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庄园，庄园里栽上一些醋栗树。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阳台上坐一坐，喝杯茶，池塘里有自己的小鸭子在泅水，四处清香，而且……醋栗成熟了。”后来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庄园主，心满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作者通过他哥哥伊万的口对这种“幸福”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姚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个堕落知识分子的形象。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姚内奇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他来到省城行医后，跌进了省城庸俗、闭塞、空虚的染缸里。这里的人只知道打牌、吃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懂，也不感兴趣。你若对他说“人必须工作”，“生活缺少劳动不行”，那他们就会生气，会把这些话当作训斥。只要话题不是吃玩，比方谈到政治或科学问题，他们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讲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来。久而久之，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把姚内奇仅有的一点热情和思想也销蚀了。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除了吃饭打牌外，就只会清点钞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种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纯正、憧憬未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万·伊万内奇、《不安分的女人》中的狄莫夫医生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就是伊万·伊万内奇告诫人们的一个警句。还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开始觉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丁、《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他们觉醒后才惊讶地感叹道：“我的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呀？！我被庸俗，庸俗包围了。无聊而渺小的人们，一坛坛的牛奶，一缸缸的酸奶油，蟑螂，愚蠢的女人……再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令人感到屈辱、更使人苦恼的了。得从这里逃出去，今天就逃，否则我就要疯了！”

五

契诃夫从萨哈林旅行回来后，便全家迁到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村居住。由于他扩大了接触面，密切关注社会各阶层生活，创作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了。除知识分子主题外，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和妇女等许多具有迫切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从而写出了《农民》、《宝贝儿》、《在峡谷里》和《新娘》等后期的许多重要作品。

《农民》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民悲惨的生活景况。在沙俄，自从宣布取消农奴制以后，农民的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贫困化了，因为农民进一步受到了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农民》写的虽然是一家农户的状况，反映的却是俄国千百万农民的共同命运。《在峡谷里》则主要表现了俄国农村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同时揭露了农村新兴资产阶级的残酷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克西尼娅。她本是一个普通妇女，但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却可以吞噬人的灵魂，她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贪婪、残忍的杀人犯。为了夺得家产，她竟残忍地用开水把小侄儿活活地烫死，并把年迈的公公撵出家门，使他沦为乞丐。作品还安排了与之对立的另一个形象丽巴，她善良、勤劳、老实，在这场残酷的争夺中，她是一个牺牲者。不过，丽巴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未免过于软弱、无能了，连一点点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这使人联想到《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她也是一个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主见，只满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是一个“驯服的奴隶”。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对奥莲卡采取的却已经是批评、揶揄的态度了。

在另一个短篇小说《新娘》中，作者一反过去忧郁、深沉的调子，发出了一种坚定而又响亮的声音。《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佳完全是一个新人的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琐、庸俗的过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并且义无反顾，坚信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这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但却在吸引着她，召唤着她。”《新娘》是契诃夫晚年（1903）写的最后一个重要短篇小说，这时他的情绪空前高涨，作品的风格也变得分外清新、明朗，充满激情。这无疑与二十世纪初俄国高涨的革命氛围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个时期的创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契诃夫便于1904年7月2日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令人惋惜。

契诃夫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大师，所著多为短小精悍的精品，然而作品的题材极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