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室里吵吵嚷嚷。唉，千万别让上司知道了！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什么，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呢，他用叹息、牢骚及其苍白的小脸（您知道吗，那脸就像是黄鼠狼的脸）上的黑眼镜，使我们大家都折服了。我们让步了，扣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开除了。他有一种奇怪的习惯，经常到我们的住所来。他每到一个教师家，都是坐着，不说话，好像在观察什么似的。就这样默默地坐上个把小时，然后走掉。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显然，他到我们这里来坐着，在他也是很难受的。他之所以来看我们，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同事有这种义务罢了。我们教师们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您瞧，也难怪，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培育。但是，这个老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禁锢了整整十五年！不光禁锢中学，还禁锢了全城。由于怕他知道，我们的太太们连星期日的家庭戏剧晚会也不举行了。他在的时候，牧师们不敢吃荤和玩牌。在别里科夫这种人的影响下，最近十至十五年来，我们城里人变得什么都害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不敢与人相识，不敢读书，不敢帮助穷人，不敢教人知书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清了清喉咙，但先点燃了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从容不迫地说：

“是啊，有思想、正派，读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还读巴克尔等人的书，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里。”

“别里科夫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在同一层楼上，门对着门。我们常见面，我知道他家里的生活。在家里他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一系列清规戒律，还有：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素食有害，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坚持斋戒，于是他就吃奶油煎的鲈鱼，这既不是素食，但也不能说是荤菜。他不雇女佣，因为他怕别人对他有坏的想法，所以他雇了一个六十岁上下、神志不清、性情乖张的老头子阿法纳西做他的厨子。此人以前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做点饭菜。阿法纳西总是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悄悄地重复着一句话：

“‘时下他们这样的人多得很哩！’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就像一个箱子，床铺挂着蚊帐。他一上床就把头蒙上，又热又闷，风抽打着关闭着的门，炉子发出嗡嗡声，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窝里心里很害怕。他害怕会出什么乱子，害怕阿法纳西把他宰了，害怕小偷溜进来，然后是整夜做噩梦。早晨，我们一同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害怕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非常厌恶。跟我走在一起，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很难受。

“‘我们的班级里学生闹得很，’他说，好像是在尽力寻找说明他难受的理由似的，‘真不像话。’

“就是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您猜怎么着，还差点儿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扫了一眼什物房，说：

“您在开玩笑！”

“真的，尽管您觉得很奇怪，但他的确差点儿结了婚。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科，是乌克兰人，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他的姐姐瓦莲卡一起来的。他年纪很轻，高个子，皮肤黝黑，一双手很大，从脸上就可以看出他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从大桶里发出来的：‘嘭，嘭，嘭！’……而她呢，可不算年轻了，大概有三十岁了，不过她个子很高，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两颊红润，总之，她已不是一位姑娘，而是一块水果软糖，伶俐活泼，爱说爱笑，老是哼着小俄罗斯的浪漫歌曲，并且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哈哈哈！’笑起来。我记得，我们同柯瓦连科姐弟的初次相识是在校长命名日的宴会上。在那些拘谨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作是尽义务的、紧张而又乏味的人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位新的阿芙洛狄忒从泡沫里复活了：她双手叉腰地走着，又笑又唱，跳起舞来……她动情地唱着《风儿在吹》，然后又唱浪漫歌曲，接着又唱一支。她使我们所有的人，甚至连别里科夫，都迷住了。别里科夫靠近她坐下，甜蜜地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言柔美，响亮动听，使人想起古希腊语。’

“这些话使她感到很愉快，于是她便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她们加嘉奇县有个庄子，她妈就住在这个庄子里。庄子里有多么好的梨，多么好的香瓜，多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称为卡巴克，把酒馆称作什诺克。他们称红甜菜和茄子煮的红甜菜汤‘很好吃，很好吃，简直好吃极了！’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

“‘让他们结成夫妻该多好啊。’校长夫人小声地对我说。

“不知何故，我们大家都想起来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有结婚。这时我也感到奇怪，他生活里的这件大事，我们以前怎么竟会没有注意，一直忽略了呢？他对女人一般会持什么态度呢？他又将如何解决这一迫切问题呢？以前我们全然没有关心这件事，也许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个不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