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在车厢里，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再也克制不住了，我拥抱了她，她把脸紧贴在我的胸前，眼泪潸然而下。我吻了她的脸、肩膀、沾满泪水的双手——啊，我和她是多么的不幸啊！——我向她表白了自己对她的爱，一种揪心的痛苦让我明白过来了：一切妨碍我们相爱的理由是多么无能，多么微不足道，多么自欺欺人。我这才明白了，您若是爱一个人，那么您在谈论这种爱情时，就应当从一个最高的、远比世俗之见的幸与不幸、罪恶与高尚更为重要的原则出发，否则就根本不需要去谈论它。

“我最后一次吻了她，握了她的手，从此我们就诀别了——永远诀别了。火车已经启动，我坐在相邻的一节车厢里（一个空车厢），痛哭流涕。直到第一站停车之后，我才下车，然后步行回到索芬诺自己的家里……”

阿廖兴在讲这个故事时，雨停了，天空露出了太阳。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凉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和在阳光照耀下像镜子一样正在闪闪发亮的河湾，美丽的风光尽收眼底。他们俩一边在欣赏，同时也在惋惜，这个生着一双善良、聪慧的眼睛，直爽地向他们吐露心曲的人，确实像松鼠踩动小轮似的在这个巨人的田庄上无谓地团团打转，而没有去从事科学或者其他可以让他的生活变得更欢快一些的事情。他们俩还在想：当他在车厢里与她诀别、吻她的脸和肩膀时，那位年轻太太的脸该是多么的悲伤。他们俩都曾在城里碰见过她，布尔金甚至还与她相识，并认为她确实很美。

（1898年）

套中人

打猎误了时的人们就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普罗科菲村长的杂物房里歇宿了。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对他很不合适。全省的人都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是每年夏天都要到П伯爵家来做客的，对这个地方他早就很熟悉了。

他们都没有睡。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留着很长的唇髭，在门口脸朝外坐着，叼着烟斗，沐浴着月光。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在聊天。顺便谈到了村长的老婆玛芙拉。她是一位健康的女人，也不笨，但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也没有见过铁路，近十年来总是守着炉灶，只有晚上才到外面走一走。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布尔金说，“生性孤独的人就像寄生蟹一样，竭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想重新回到人类祖先那个还不是群居而是各自单独地穴居的动物时代，也可能这只是人类各种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论及这类问题并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瞧，无须到远处去找，我们城里就有一个别里科夫，他是希腊语教师，我的一位同事，大约在两个月之前去世了。关于他的事，您当然也听说过。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即使在非常好的天气里，外出时他也要穿上套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上暖和的棉衣。他的雨伞也装在套子里，表也装在灰色麂皮的套子里。当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时，这小折刀也是装在小套子里的。他老是把他的脸躲在竖起的衣领里，因此他的脸也好像藏在套子里了。他戴一副黑眼镜，穿着绒衣，用棉花塞着耳朵。当他坐上马车时，就立即吩咐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一贯的、不可遏止的愿望：用一层外壳把自己包起来，为自己制作一个所谓的套子，把自己隔离起来，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使他害怕，他老是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也许是为自己的这种胆怯，为自己排斥现实世界作辩护吧，他老是赞扬过去，赞扬那从未有过的东西。就是他所教授的那些古代语言，对他来说，实际上也和他的套鞋和雨伞一样，是用以躲避现实生活的。

“‘啊，希腊语多么好听，多么优美！’他带着一种甜蜜蜜的表情说，并且好像要证明自己的话似的，眯起眼睛，伸出一只手指，念出一个词：‘安特罗波斯！’

“别里科夫甚至连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只有那些告示和有关禁令的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疑的。当他看到禁止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上街的告示，或者是禁止性爱的文章时，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禁止就是了。而对于那些得到批准和许可的事情，他却觉得有些可疑的成分，觉得没有说透和模糊不清。每当城里获准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摇头，并小声说：

“‘当然，这固然很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任何违反法令、偏离常规、不合规则的事都会使他精神沮丧，虽然这些事看来与他并不相干。如果同事中有谁参加祈祷迟到了，或者听到中学生调皮捣蛋的传闻，再不就是有人看到女子中学的女学监同军官玩得太晚，他都会非常激动，并且不停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各种教务会议上，他那种谨慎、神经过敏和纯粹套子式的意见，简直使我们感到难受。说什么不论是男子中学还是女子中学的青年品行都很坏，